义一的腰板才觉得硬了一些。
辞别了琵琶老人，田中以总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气走进了用黑色花岗岩围起的宫墙，穿过了显得晦暗的林荫，由内大臣引到了御书房，向裕仁启奏：
皇姑屯炸车之后，国际上谣言四起，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
时报》强烈地谴责我们，南京的龚德柏写了个10万字的小册子，名叫《日
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国内在野党更以这些消息为借口，推波助澜。为了
澄清是非，内阁拟着人彻查事件原委，敢请陛下圣断。
这时摄政的裕仁还未正式登基，只见他低垂着眼皮矜持地开口道：“我不希望政府里出现不当行为，也不希望军队里有什么不轨行动。”
裕仁的话只可意会，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这是这位陛下讲话的一贯特点。作为臣属，是不能刨根问底的。田中必须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说了两个“不希望”，可以理解为：要是这种“不希望”出现的事出现了，就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不希望”有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实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举行了登基典礼。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拥下，裕仁走进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宫，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銮宝座。回到皇宫后，裕仁又到专门为迎迓天照大神降临而修筑的棚屋里，单独地、虔诚地守候着。在进行这些繁琐、隆重的仪式期间，裕仁无暇过问张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这宗案件压下去了。
但外界舆论仍然纷纷扬扬，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装聋作哑。于是，田中不得不宣布由宪兵司令峰幸松组织调查小组，负责查办该案件，并向国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军部对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分裂“满蒙”的国策酿成的，而内阁却要陆军内部的直接关系者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白川陆相公开发表意见：“对于田中首相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政党出身的阁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陆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冈村为避开舆论和内阁方面的耳目，以奉送圣驾去多摩御陵巡幸为名，跑到原宿火车站，在车站旅馆里召集分头前来的永田铁山、小吨敏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等“二叶会”成员开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法。会议认为，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几个关东军军人的处罚问题，而且因为这一事件是为贯彻国策而制造的，若发表真相的话，将给军队的威信造成国内和国际上的坏影响，因此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公开发表。会议责成冈村以军部中坚幕僚之意见申诉的形式，将上述意见强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冈村他们为扩大盟友，又组织了所谓“星期四会”，每周的这一天便聚在一起商讨对付内阁的策略。人们一般认为，昭和陆军公然与宪制政府对抗始于张作霖被刺事件。也正是以处理这个事件为契机，以冈村宁次一伙当时的军部少壮军官，在“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基础上（后来合并为“一夕会”），形成了向上层施加压力的强力集团，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约束了。
就在军部与政府围绕“皇姑屯事件”的处理勾心斗角期间，日本政府与欧美列强一道在巴黎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该公约宣布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手段为非法。田中内阁要把自己打扮成爱和平、恶战争的内阁，天皇裕仁要体现自己的仁慈，也没有理由反对“和平”，这样，就不能不最终下决心处罚几个妨害大局的冒失鬼。
1929年6月28日，在张作霖身死一年多后，日本内阁会议才决定，以关东军对南满铁路及附属地“警备不善”的理由，给以“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编入预备役”；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停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给予“严重警告”。张作霖明明是被关东军军人策划炸死的，而在官方以文字形式公布上述处分时仍施了个障眼法：“关东军素与张作霖友好相处，负有保护其安全之责任。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及有关军官，肩负保护南满路之重任，对张作霖专车安全，疏于防范，酿成此重大事件，有演职守，应予调职并受到责备。”即将主动暗杀，换成了张的专车驶经关东军警备地段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继续欺骗公众舆论。但这件事的处理，总算向议会中的反对党议员有所交待，田中内阁暂时渡过了一场倒阁风波。
冈村一伙军部少壮军官，对内阁处分关东军军人十分气愤，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他们只好表面上不吭声，暗地里愈加对上层不信任，用冈村的话来说：“上层人物没有胆量，不足以信赖，只好我等来干。”这伙人对政府未能利用张作霖身亡，东北一时混乱的局面，一举出兵解决满蒙问题而感到痛惜。他们暗中拉帮结派，后来又结成“樱会”，决心今后不惜用政变来进行所谓“国家改造”。这里暂且不表。
河本大作被“停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