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受退学处罚，但深感黑木的一片情谊，曾流着眼泪向他道谢。
对于学生间打架斗殴，桑(口克)校长本来是不主张处罚过重的。这位野战部队指挥官出身的“军事教育家”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培养这群帝国未来军官的勇武斗狠精神，潜移默化地让他们牢固确立靠实力解决问题的意识，平时就不能过于约束他们之间相互动拳头，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人不就是通过少年男儿们的角斗、甚至残杀来选拔培养武士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特别是他看到阿定为儿子的事而四处奔波，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他以校长的地位说服了那些主张严厉处罚冈村的同僚和教官们，收回了开除其学籍的成命。
一场险些夭折了冈村宁次军旅生涯的风波结束后不久，他从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升入了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多，便进入了他向往已久的日本陆宰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兴办的。它的前身是1868年8月开办的京都军校，起初仅收官僚子弟入学。这是完全沿袭了凡事必讲等级身分的幕政陈规，因而遭到普遍反对。1870年取消了身分限制，并通令各地派送学生不论士庶均可。1871年12月10日，该校迁到东京的市谷台。说来也巧，它的这个新校址就在坂町街的对面，冈村宁次从小就是听着里面传出的号声长大的。
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是日本建设近代军队的骨干，日本陆军的军官从将军到少尉，大多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它建校的最初10年采用法式体制，并聘法国教官；1885年以后，“陆士”聘来德国教官为顾问，遂改取德式体制。当然，除了攻防、军械、筑城等有关军事课程之外，该校尤为注重向学生灌输封建忠君思想和军国主义毒素，培养武士道精神。为了磨练学生的“意志”和适应任何恶劣环境的能力，教官们时常逼学生重装操练于烈日当空之时，薄衣僵立于寒风彻骨之夜。训练是非常严格的。各种剑术、柔道、相扑从来不是拉拉花架子一而是实打实地干，常常将受训者作践得满身血痕。自1898年起担任过俄国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早在上任之前就几次到日本访问过，作为军人他自然不放过考察这所日本最主要的军官学校的机会，他讲道：“我亲眼看到的军官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斯巴达式的教育制度，未来军官的体操锻炼我在欧洲从未看见过，那真是最凶猛的战斗。用武器对打一个回合结束时，敌手就徒手搏斗起来，直到胜利者把对方打倒在地并把他的防护面具撕下。这种锻炼本身就需要最大的敏锐性和果断精神来完成。这些人们互相殴打，一边发出野性的吼叫；但战斗一完，或停止战斗的信号一发出，战斗者的脸上又恢复了平时那种呆板的冷淡的表情。”当年曾留学于此的中国军阀孙传芳后夹回忆“陆士”说：“那简直不是人能呆的地方，只有野狼才能够忍受。”
的确，“陆士”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天皇拿枪的奴隶和供其任意驱使的兽群。日本在建立近代军队和军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的精神传统，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1878年，先由山县有朋代表军队领率机关发布《军人训诫》，把效忠天皇作为军人的天职，竭力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1882年，又以天皇的名义进一步发布《军人敕谕》，明确规定军人应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和崇俭朴，必须“忠君爱国”，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所谓“武士道”，本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忠君爱国是其根本，它强调杀伐为荣，宣扬自我牺牲精神，甘为主子卖命。武士为了殉主之死，或者为了挽回国打败仗而招致的耻辱，必须勇于剖腹自杀，以表示对其主子的绝对忠诚。至近代，日本统治集团接过这一精神传统，并百般加以美化，冒充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士兵和人民，致使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反动性和野蛮性愈益突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作为日本陆军之“军官摇篮”的士官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每到重大节日，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举行升军旗仪式，向天皇的画像行叩拜之礼，每个星期都要朗读、背诵一遍天皇的《军人敕谕》，甚至还曾逼迫学生搞过名曰“为圣人尽忠刺臂见血”的活动，弄得连那位“圣上”闻知后都觉得太过分，发慈悲传谕禁止此类有害帝国未来股肱健康的活动。
冈村宁次是这所充满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精神毒素之学校的第16期学生。这一期学生可谓“人才辈出”，不少人后来成为左右日军、乃乃至日本政坛的中坚人物，因而在战前日本军事教育史上作为“范例”被夸赞为“荣耀的正6期”，以向世人和投考者展示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训练“成果”。
在16期士官学生中，官做到大将的有4人，即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利吉。前3位是列位看家所熟知的：一提起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大捷，重创坂垣师团的第21旅团，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位骄横的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他最高官职曾任日本陆军大臣，是日本战败后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土肥原贤二是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