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惨败而告终，日本当局对北进政策产生动摇。其后，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日本转而选择了南进，“北守南进论”占了
到1941年初，日本南进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快。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同苏联改善关系，并为做好对美开战的准备，同美国进行谈判。因此，在山本草拟讨论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展开了同苏、美的谈判攻势，使大战前的太平洋风波迭起，扑朔迷离。
1941年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苏联之行。他们一致把稳定北边的希望寄予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人身上。
3月12日，松冈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东京，乘火车沿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向莫斯科进发。在莫斯科逗留了10天后，为讨取希特勒的指示，又到了柏林。
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德国纳粹元首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也说日本应当拿出同盟国的样子，去南下占领新加坡，美国很可能不敢向日本挑战。而一旦美国参战，日本一定会得到德国的援助，“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对于这一切谈话，外号“万言先生”的松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但是就是没有承诺进攻新加坡。他表白说，他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也同意，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着手进行。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想抓到虎仔却又不准备入虎穴。
相比之下，松冈对他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却胸有成竹。尽管此时德国已决定执行“巴巴罗莎计划”，并给了松冈以足够的暗示。但南进的巨大欲望却使他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在他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国已侵入南斯拉夫时，这位外相还在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的口袋中！”
果然如他所愿，在他抵达莫斯科1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约国一方遭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4月23日，刚刚与斯大林在庆祝宴会上碰过杯的松冈，又在车站上享受到斯大林亲自送行的殊荣。他们先握手后拥抱，使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狂妄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松冈，此时完全陷入自我陶醉之中。
国内的近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大喜过望，立即进宫求见，未经和内阁商量就取得天皇的批准。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中国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高枕无忧。日本统治集团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
此时，在世界的另一侧，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日美间的谈判。
野村海军大将是在1941年初到美国去履行自己的“和平”使命的。他在行前的一番表白，竟使美国舆论界相信“日美关系解决在望”。他说道：“日美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要战争。我作为接受本国政府指示的大使，一定要在自己的权限内，努力使两国避免战争。”
2月12日，带着和平假面具的野村第一次晋见美国国务卿赫尔。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接见了他。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驻美海军武官，当时罗斯福任海军次长，二人关系素称友善，且有亲笔通信之谊。两人愉快地回忆了20年前的往事之后，都希望能找到解决目前日美关系的良策。
3月8日，野村与赫尔开始第一次会谈。此后双方便经常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等处进行了多达60次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4月15日，日本方面首先拿出了由双方民间代表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这个被美国史学家费思称之为“出生在私人小医院的双亲不明的婴儿”的方案，得到了野村的赞同和支持。原来在达成这个《日美谅解方案》的幕后，还有两位神父的活动。1940年11月底，两名美国神父秘密来到日本。这两名神父一个叫沃尔什，一个叫德劳特，都属于天主教马里诺修道院的。他们拿着纽约孔莱普商会经理斯特劳斯的介绍信，访问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传递了美国愿意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信息。井川与近卫首相的关系很密切，遂接受两位神父的中介，派井川和岩畔豪雄大佐赴美协商。在野村的指导下，双方起草了《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只有在德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由美国出面劝告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的物资，维持与日本的通商和金融合作。
由于这一方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赫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原则：（1）相互尊重对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2）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