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公元1896年12月2日出生在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的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他父亲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是个穷鞋匠，母亲乌斯金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在一家农场干活。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的身世：
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迸地百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青苔和杂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子。屋子有两个窗户。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人说。原来这儿住着一个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摆脱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百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上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个皮匠学手艺。后来，他同我们讲起过，在他学徒期问，主要是于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以后，又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伊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伊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逐出莫斯科。从那时起，直到1921年去世，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俩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的外祖父阿尔捷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用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把马拉个屁股蹲儿。
由于家里太穷，朱可夫的母亲不得不另外找些活干。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拼命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村的商人那里。运一趟能挣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戈比。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钱、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侯，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千。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子干的。她们把幼小的孩子丢下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谢尔普霍夫等地给别人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由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于。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的。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有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子，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里的贫苦农民多半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籽。
我们这些贫农家的孩子，都亲眼看见过妈妈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给我们带点小百包围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都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疲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村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朱可夫一家又遭到另一场灾难。屋顶因朽坏而坍塌了，不得不搬家。“必须离开这里。”朱可夫的父亲说：“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的。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候再说。说不定有人会租一间温室或者茅屋给我们住。”
朱可夫的父亲砌了一眼小炉灶，全家人都在草棚里住下。朱·可夫的母亲提议把母牛牵去卖了，买木料盖房子，可是她丈夫不同意，说那样的话，他们就只剩下一匹老马了。过了不久，朱可夫的父亲用分期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