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来演讲。
我们大谈了一阵子之后，便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大理石拱门，并沿着埃格韦尔路一间一间地到酒廊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糟透了，谈而无味，又带有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道。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我还是不喜欢英国啤酒。可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我们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畅谈我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获得女皇奖学金，但是后来他对读书失去兴趣，却被共产主义事业吸引。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从未及格，剑桥大学学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伦敦，出版一份亲马共的油印小报，叫做《马来亚箴言报》，内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传品。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我打电话约他会面，他约我在《每日工人报》办事处外见面。《每日工人报》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设在舰队街附近。我带着芝一起去。芝认识他，原来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个怪人，不直接到我们能够谈话的地方，而是带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穿过狭窄的街道，毫无必要地东转西转，最后才在一个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来。这地方显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气息。开始时我们讲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话，接着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所有共产党人都把他们统一战线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一举吞没，并且引用共产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做例子。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表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因为深信共产主义事业比他们的优越。我认为他完全脱离现实，只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美梦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一两个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们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兴趣的，是衡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兴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战后的英国殖民地警察首长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的球艺很差，但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们到伦敦去，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那个周末，刚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们下榻的旅馆，大门小门从早到晚一直砰砰作响，使我们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温习功课。但考试结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为不在伦敦而付出代价。因为不在伦敦，我们没听有关讲师讲课，而这些讲师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们根据所教的新个案出考题。没有人获得一等文凭。我考获二等文凭，名列第三；芝则考获三等文凭。不过一切还算顺利。1950年6月21日，我们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兴。回顾过去四年在英国的生活，我相当满意快慰。我目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蒙受惨重的损失而沦为失败主义者，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变得傲慢自大。伦敦市区每一个被炸过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一边，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使废墟显得不那么刺眼。这是英国人所表露出来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讲究纪律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令人敬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驾车人士所表现的礼貌态度：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致谢。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也很怀念剑桥大学。就在这所大学里，我跟不寻常的一代一起学习。他们都是20多岁的归国战士，有些甚至30多岁，结了婚，有孩子。他们亲眼看过死亡与破坏，变成很认真严肃的人。有些人大难不死侥幸归来。菲茨威廉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所驾驶的飞机坠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战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脸容毁损变形，头几次碰面会把陌生人吓一跳，所以尽量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态。由于不向命运低头，他的生活过得最有意义，
当时的剑桥并不是属于那些只求玩乐、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互相炫耀的年轻人的。不错，校内有几个在和平时期服役刚刚期满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们是少数，起不了带头作用。倒是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带着丑陋的战争伤疤的学生，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战争残局的地方。我有幸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然，那时候也有过并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