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对于原子弹是否需要投在广岛和长崎的问题，我丝毫没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没有它们，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什么东西促使日本人变成这样的战士呢？日本人称之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这是有系统地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择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们深信在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灵魂将会升天并成为神明；他们的骨灰则将供奉在东京近郊的靖国神社。
在日本占领下，日子总得过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以就读，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社会活动少之又少，我们觉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认识某个当权的人，不论他是日本人，还是跟日本人有关系的台湾籍翻译员，好处可就多了。这个人可能给你一张便条，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证明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证你是个品行良好的人。每当哨兵要你停下来接受检查时，这张便条就显得价值无穷。但是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留在家里，避免同当局接触和发生纠纷。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两英里来到勿拉士巴沙路的旧书店。这些书店专门买卖学校课本。途中，我看到国泰戏院(不久前我曾在这个戏院看过一部嘲笑日本“诈”弹的喜剧电影)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于是我走过去。原来他们正在看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华文书写的告示。我不懂华文，有个懂华文的人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个人就是因为抢劫被抓而遭砍头的。无论是谁，如果不守法，将受到同样的处置。我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着恐惧感，但与此同时，我想如果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将是一张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杂志士。这家美国周刊肯定会不借重金买下这张新旧对比的生动照片，显示在当时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现了中世纪时代的惩罚景象。可是，摄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头的抢劫者一样。况且我也没随身带相机。就算是有人带着相机，也不敢拿出来。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识了字，能看懂这类告示。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了。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我买了一本蒋克秋编的《国语易解》。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页的小册子，教人学习700个基本汉字，包括怎样书写，怎样构成短语。
我囫囵吞枣地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到书店去买第二册。后来，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的一套四册的读本，程度比前两本高。我天天学习，而且在往后几个月里，练习写1200个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华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都标了声调，可是，我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我对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减少。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接着，神保教授上台讲话。他说：
“日本拥有30O0年的悠久历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地努力……目前还有很多无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国文化。你们应该设法引导这些人，让他们熟悉日本的伟大历史，同时背弃英国文化。”
在10月间举行的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军事宣传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发表的演讲，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天会攻打昭南岛(新加坡)，并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产生这种妄想。你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日本绝对不会退出这个地方，也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被击败。即使太阳失去光芒，昭南岛覆盖着冰雪，也改变不了”。
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