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