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场十年》、《浮生漫谈》、《生活散记》、《回忆北大时的李大别烈士》等著作，同时积极参加汤溪水库的建设。
1960年体谅暂时经济困难，自愿申请回饶平，为省文史馆驻外馆员。
在古稀之年遭逢十年浩劫，先被红卫兵批判，继而于1969年作为战疏对象遣送饶平樟溪区厂埔时，高龄有病，孑然一身，深夜读书与世长逝，终年82岁。
后记
当我为本书画下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人杰”两个字。
20世纪中国的人杰多数出于南方。孙中山、廖仲楷、乃至后来的蔡愕、叶挺……张竞生是一个道地的南方人——广东饶平县人，他算不算也是一个人杰呢？历史没有给他作下结论。他虽然活了82岁，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然则，在20年代，他曾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长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年，他确实以笔代马，啸傲奔突于荒原荆棘的大野。
张竞生先生是我辈先人，其故乡大榕铺村与我老家欧阳山乡相距不足二里路程，同属饶平县浮滨区。老先生的家旧寨园，就在两乡往来路边，只是离大榕铺村近些。早年，大榕铺与欧阳山两乡不睦，常为争水争地大打出手，闹至开龛门咒誓：“张杨两姓，永世不得通婚联姻。”然则，我辈后人，却不甚以为然。特别是解放以后，欧阳山与大榕铺联村成乡，乡政府就设在大榕铺村内，两村办一完小，也在大榕铺村头，曰：大榕铺小学。我就是在大榕销小学读完初小、高小的。我每日读书，都得经过旧寨园。那时，先生的屋已塌，墙已破，只有先生亲手种下的香蕉林在寒风烈日中抖擞。然而，却因此勾出我们对先生更多的好奇与敬意。关于先生许多的传奇故事，甚至绯闻诽事，尽管版本不同，但我都耳熟能详。
张竞生在全国是名人，在我们那里更不得了了。张竞生的名字，别说周围张姓五乡，就是我们杨氏十八村，也都是妇孺皆知，世代相传。民众中，他被奉若神人，就连结冤甚深的欧阳山，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人们总是博士长博士短的，就是没提他姓张。
当然，能在乡里俗民中传播开的，多是他的睿智与杰绩。比如他少时读书，如何一目十行，过目成诵；成人后如何不避权贵、智斗恶绅；如何为穷人百姓伸张正义。甚至说他是三国博士，身上随时带着一支英法德意荷等八国头儿签保的手枪。偶见一块巨石，人们便言之凿凿，这是博士坐过的地方；随便见到一棵按树，也会指着告诉你，这是博士从法国带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至于张竞生当年亲自筹款指挥修成的那条从老县城到新县城60多公里长的公路，它和他的故事，更如路上的沙子石子那般多。人们讳莫如深的是他的性学、性事。不过，民国时期出版的他的一本《恋爱与卫生》，有人稍稍传给我时，我看到封面上包着的两层厚厚的牛皮纸，却已经被摸黑磨出了毛。当时，我就估摸，看过本书的怕不下数百上千人了。
我很小就想替先生著书立传，后来又与他的儿子张超先生成了莫逆之交，每每谈及，张超兄总催我快些动笔。但我每每却因忐忑而犹豫起来。
因为先生一生富如沧海。我要动笔总有一种老虎咬天，不知从何下口的感觉，张竞生21岁受革命党人赵声引荐前往新加坡，谒见孙中山，从此便踏上革命道路，曾两次营救谋刺摄政王载件未遂被执的汪精卫，也曾为南北议和团南方团秘书，汪精卫出狱后曾先后三次邀他出来共事，言词甚切地称：只要你愿意，就是我的手足兄弟，他却婉拒而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道路。与他同行的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17人，回国后大都从政，后来成了国民党要员，而他却毅然踏上北大讲坛；他与李大别、陈独秀、鲁迅、李四光在北京大学同坛讲授，后来有人成了革命先锋，有人成了文学大师，有人成了自然科学家；而他却偏偏“独树一帜”，把性学当哲学研而不止，成了下场惨烈的“性博士”。他曾经设想以“性的解放与自由”来改善中国的人种，节制生育发展经济，从而从根本上拯救中国。最近，广州出版社出版他的文集时给他冠以“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讨论第一人”我认为一点不以为过。凭他敏锐的直觉、喷涌的才思，惊人的胆略，他成不了政治家，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或有影响的出版家，他毕竟已经留下了300多万字丰厚的著作。然而，宛如一颗流星，他从30年代便在中国出版史上消失了。悲乎？嗟乎？虽说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莫以成败论英雄。但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来历史认强梁。
假如张竞生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而影响到以后的执政者的话，那么中国就不会有人口的无节制发展和人口低素质状况，不会仍有那么多封建式的婚姻悲剧发生，不会有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导致的懒惰闲散及生产力低下，也不会有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之河在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漩涡中无情地前行，对于那些善良美好的召唤和呐喊往往视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