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以往那些个别政工干部及顶头上司以手中的职权嫉贤妒能，甚至以干预百姓私生活为己任的作风早已没了市场。
当我远离了故土，在不惑之年又从零开始了艰难起步的时候，人生道路上往日的恩怨得失，那些粥少增多的红眼嫉妒，那些我是你非的鸡毛蒜皮，那些婆婆妈妈的飞短流长，早如过眼云烟，从喧嚣归于平静，无足轻重。
日前，北京市侨办的两位领导干部造访华盛顿，作为大华盛顿地区北京同乡会理事会的成员，在欢送他们的晚宴上，我听到了国内关于“六八人”的说法。
那是令人羡慕的一代。他们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过后出生，躲过了饥馑的年代；“文革”中盛行“知识无用论”的时候，他们还是学龄前儿童；中学毕业，他们恰逢恢复高考；该走进社会了，他们又赶上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的好时光。刚近不惑之年，他们当中的精英，已经成了社会的脊梁。
我没有“六八人”的福分。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的停滞和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电视事业无法发展。在我青春鼎盛的年代，纵有无限才智和激情，也没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氛围，使我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精神重于物质的向往，但“文革”中人性的暴戾，使一切美好情感的生存环境都荡然无存，使只能在人世上走一遭的人们，感情生活极度贫血和残缺。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第三次回到北京，听说曾在美国流行的小说《廊桥遗梦》在大陆中年人中畅销并引起了强烈共鸣。我深深理解这一社会现象的含意，理解我同代人感情的期望。失落和生不逢时的苦衷。
午夜梦回，我偶然也会以平静的哲学心态，使思绪回到远去了的岁月，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前的大背景中，审视和解剖自己。
虽然，我和我的同龄人没有“六八人”的福分，但我仍为他们的幸运感到欣慰。毕竟，社会在进步，后来人终于能够比我们有个更富裕、更能施展才华、更充满人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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