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是个特殊的职业。在我几近一年不会上班的日子里，当我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度过了少年时代的马将军小院时，我对自己的职业思考了许多。
我清醒地看到，即使一个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已经跻身于名流之列，但假如没有真才实学和实际技能，一旦离开了观众和屏幕，则会像崔健后来在歌中唱的那样：一无所有。
过了而立之年，我已不满足只照本宣科别人的稿件，特别是我日益严重的神经性咽炎，不脱离播音工作便永无痊愈的可能。长久以来，我渴望在审查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尝试电视编导的工作，做些有点人情味的节目。我自己选题采访、自己编导撰稿、自己带队拍摄、自己剪接配乐、自己解说演播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是一个比电视播音员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更多主动权的选择。
说起向电视编导的发展，在我做电视播音员的后期，常找我合作的专题部记者王元洪就支持过我的想法，并给了我一次次的机会。那时，我制作了《哦！少年时代》和《哦！教师》等节目，并得以在他的栏目中播出。
《哦！少年时代》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为那幻灭了的少年时代的美好理想而采访制作的。
许多观众在童年、少年或青年时代都看过儿童片《祖国的花朵》。马将军小院的街坊、印尼华侨老杜甚至在海外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向往《祖国的花朵》里的孩子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幸福生活”，而在五十年代末期毅然回国就学。当然，在“文革”期间老杜指责我参与过的那部儿童片“欺骗”了他，则不是我能负得了责任的事了。
最早，我计划通过电影《祖国的花朵》的片断去追寻当年的小演员、如今的中年人：科技人员、矿工、教师、文艺工作者……的足迹做个专题节目。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既引人深思、又富于人情味的节目。但是，那个年代，电视节目的选题还不似如今这样宽松，加之我本人又介入那部儿童片，为了避嫌，我只好放弃了这一构思。
“文革”结束不久，正值北京市少年宫举行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写了一首诗，作为少年宫初创时第一批老组员的发言，在后来毁于一场大火之中的大殿里，由我、栾景泉、张筠英及瞿弦和集体朗诵。我因此受到启发，把采访对象，改成了在少年宫里度过少年时代的中年人：科技工作者、小学老师、芭蕾舞教员……
但是，我仍不能忘情于《祖国的花朵》主题歌。凭着记忆，我写出了那首主题歌的全部词曲，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曲作者刘炽叔叔寄了去，希望得到录音带。我打算把它用在《哦！少年时代》里。
“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回忆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总想哭……
“文革”后的长影没有给我回音，我没能得到那首歌的录音带。后来，刘炽提起我给他寄去的歌篇时说：“你比我记得还清楚。”
刘炽叔叔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毫无所知，见面时，也一句没问。那个年月，他的日子想必不会好过，多问只会平添伤感。我猜，他的原稿一定是在那灾难的十年中毁掉了。
我接着制作的另一个专题是《哦！教师》。这个节目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跟王元洪等一起到广东和福建拍摄《访东方宾馆》、《访深圳海关》和《福建行》时，我就福州一中的语文教员崔兴成老师的住房问题所作的即兴采访。
平日，崔老师及其也曾是教师的老岳母和大舅子、小姨子共三、四个户口本的三代十几口人，竟只能在那一间属于老岳母的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古旧老屋里繁衍生息。
我们的摄像机拍下的那间屋子，摆放着仅以蚊帐作为每户“疆界”的两张大床、一张小床和全屋仅有的一张书桌，还有在房中半空架起的楼板，上面住着大舅子一家三口。
就是在如此不可思议的居住条件下，这个教师之家的两代五位教师仍然无怨无悔地为国家培养着后生学子，他们有的还是学校的骨干力量。
在《哦！教师》中，崔兴成在呼吁有关部门关心教师住房问题的时候，对十年“文革”之后的国家仍然充满了谅解与期待。
崔老师对我侃侃而谈。中国教师的奉献精神使我感动万分。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深深的尊敬和同情。
中国电视观众惯于把报纸、电台、电视台当成国家的代言机构。其实，《哦！教师》这类节目，对结束了十年浩劫，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政府和人民之间，不乏沟通和桥梁作用，有益无害。节目播出之后，虽然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特别是受到了教师们的欢迎，一些北京的教师们甚至把赞扬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感谢我理解和讲出了他们的困境。但是，当时一位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却对节目给予了严厉的点名批判：“吕大渝利用极端事件挑动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
或许是“文革”之后，人们已经厌倦了大人物一言九鼎祸及百姓的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