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不错，我才又一次得救。
这次我没有哭，母亲闻讯赶来说了些什么，也一点没记住。此后，我一直为自己在那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能思想，还能作出“抓紧杯子”的决定而沾沾自喜。就像我后来常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说“报告首长，阵地与我同在”一样，在落水现场，当我向母亲报告红杯子与我同在时，并没捞到一句夸奖。对此，绝不是因为我的境界不如英雄们那样高尚，除了“要财不要命”之外，母亲还有什么话好说？
两次“大难不死”之后，父亲曾带我去游过泳，至于在那海滨游泳场，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毫无记忆，反正我没学会游泳。我只记得在开车去游泳的路上，两旁高高的大树都弯弯地向路中生长，到了中间便连接了起来，整条马路都覆盖在树荫里。我还记得，我站在更衣室里等着父亲和两位哥哥的时候，很多人都怪怪地看着我。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父亲把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带进了男更衣室，那些对我“另眼看待”的人，一定觉得我很“流氓”。
长大后我学会了滑冰，而两次落水不能自救的经历，使我认定游泳比滑冰更重要，因为除去“锻炼身体”的共同功能外，游泳则多了一项“保命”的实用价值，但我至今仍不会游泳。实际上，我有着游泳的“悠久历史”，从小学生时代的暑假去北京什刹海游泳池开始，到“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下河“纲举目张”，二十多年中，我都是憋着一口气在水里作出个游泳状，扑腾两下而已。我不会换气。
在曼谷，捕鱼捉蟹的快乐时光，淹没了我对求学生涯的全部记忆。但我确实是泰国留学生，物证则是一张我捧着幼儿园毕业证书的照片和一件小小的绿纱舞裙。据母亲说，那是条毕业典礼上表演用的舞裙，它一直被我保留到“文革”前。至于那张照片上的樱桃小口，我倒能说出个名堂。我长了一张轮廓很清楚的大嘴，小时候因为太瘦，这张嘴就显得格外大，我认为很丑。那次照相，我把嘴喝成樱桃小口，以为这样便变美了，结果得到了一张装腔作势的照片。
注意到我小时候那张大嘴的还有人在。想当年，我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少儿组导演果青就曾和我开玩笑说：“小刘菊光长个大嘴了。”刘菊是我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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