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前不久的事。
我的那张大照片，早年曾在北京家中挂了好一阵子，后来在装箱托人带往美国时，连箱子一起丢失了。
我的求学生涯，是到上海一年后开始的。三岁那年冬天，我被母亲送进了幼儿园。
在那所幼儿园里，小孩子们每天都不给脱去厚厚的棉袍，就让在地铺上睡很长时间的午觉，睡不着也得硬躺着，一出声音就会被老师“吼”。老师则扎堆在一旁大声聊天。我觉得老师很不喜欢我，因为常常在她们聊得正欢的时候我要“坐马桶”。老师很不耐烦，给我穿裤子的时候，像提着口袋想往里多塞些东西似的使劲地“蹾”。每次要“坐马桶”，我非得憋到忍无可忍时才敢说。我觉得自己总要“坐马桶”是很不“乖”的事。我怕极了老师那恶狠狠的训斥和又推又搡的动作。
十五年后，我已去了电视台，有一个春节，全家团聚，父亲调侃我：虽然我现在“人模狗样、头头是道”的，可小时候，连“早”和“晚”都分不清。每次他和母亲去幼儿园接我，我嫌接得太晚，想表达的是：“叫你早点来，早点来，你偏要晚点来。”可带着哭腔说出来的话却是：“叫你晚点来，晚点来，你偏要早点来。”这时我才说出当年“坐马桶”的不快。母亲说：“家里那时不是没有人带你，送你去幼儿园原来为的是让你好玩，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不送你去了。”
母亲大概感到我在幼儿园很不快乐，所以没有多久便给我退了学。我“失学”在家，“自由”了好一阵子。在热水瓶盖里种西瓜、往乌龟背上敲钉子、蹲在泡菜坛子边吃泡菜，我常常是二哥的好伙伴。
更有甚者，我还和二哥一起，趁着阿爹睡觉时，到他的钱夹子里去“拿”钱买棒棒糖。阿爹睡在亭子间，他总是把自己的长衫盖在被子上，而钱夹子就放在长衫的口袋里。是二哥先发现这个吃棒棒糖的“资金来源”的。前两次，都是二哥动手，我在旁边“观战”，然后同享“胜利果实”。第三天晚上，我去“独立作案”了，可刚一伸手，就被装睡的阿爹逮了个正着。他也不是个富人，可能接连两天发现钱夹子里本来就不多的钞票有所短缺，于是便计擒小贼。
虽然母亲对两个学龄前“小贼”未加丝毫挞伐和训斥，但却想到是该送我和二哥进学校的时候了。那时，小学并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中国的歇后语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我在家里也是瞎玩，莫如让我跟二哥一起去上学，跟得上班就学点东西，跟不上班，只当换个玩的地方就是了。于是，我一度成了二哥的同班同学。那年，我快五岁了。
其实，二哥小时候绝少有特别出格的行为。一般来说，能够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小孩都是“机灵鬼”，但二哥并没这份福气。他七个月早产，出生时不过三斤，放在暖箱里才得以成活。初生的二哥被父母叫作“三斤子”。长大成人后，二哥之所以是四个兄弟中个子最高的，完全是由于母亲注意到他先天不足，对他格外照顾所致。母亲曾让当时在美国进修的父亲给他寄回不少大钙片和含钙的“大力果奶粉”。正因为吃了太多的钙，他的骨头特别硬。小时候，从来不打孩子的母亲常说：“我可不愿意打大蜀，打了他我的手疼。”但是，二哥的智力毕竟还是受到了早产的影响。
对二哥来讲，“功课好”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在二哥成长的过程中，我“抢尽风头”，虽然没有我的任何错误，但长大以后，总使我对他怀有深深的同情。
我和比我大两岁八个月的二哥同班，自然令他感到很没面子，放学回家，便天天向母亲告状，说我什么都不懂，上课还乱动。
对那段学生生涯，我只记得我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面。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口只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学校里也不会人满为患。我们教室后面的两、三排空位子，都成了我的地盘。上课时，我常在空位子上窜来窜去，挺自在的。现在想想，我该是班上最矮的，理应坐在第一排，何故把我放在最后面？或许母亲是这样对老师要求的？可能老师也没把我当回事？没准二哥告的状基本属实？
总之，那段学生生涯的烙印是，我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的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至今清晰可见。那段学生生涯的收获是：我对国语注音字母一窍不通，似乎从来没学过，而这正是那个年级该学的。现在，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在美国办的中文学校，仍然使用国语注音字母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