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和许多文教机构及大专院校部撤退到了西南大后方。日后我到电视台工作时，有一次，为了纪念闻一多，去采访了他的儿子、中央美术学院的闻教授。他在谈话中提到的西南联大，就是由当时撤退到昆明的几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
我家随父亲工作的电台撤退到重庆时，我还没有出生，但后来常听母亲讲起他们在四川躲警报的日子。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只身到达重庆。他当时是重庆电台的主管。十一月，母亲才带着两个孩子，在凤英姑姑的陪同下，离开父亲的祖居苏州，乘船到重庆与父亲团聚。
抗战初期，日本人十分嚣张，飞机对四川的轰炸也十分频繁。那时，重庆一片慌乱，甚至还发生过一万人被闷死在防空洞里的“大隧道惨案”。听父亲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本飞机又来狂轰滥炸，公共防空洞“大隧道”挤得水泄不通，一万多人窒息而死。死尸在隧道口堆积如山，不得不用大卡车整车整车地往外拉。
重庆是个山城，我家住在山脊黄家垭口的隆荫别墅。每天早上起床，母亲赶紧熬一锅粥，备点简单的小菜，便和父亲抱着孩子，提着东西，匆忙赶到山下长江边的珊瑚坝机场，钻进中国航空公司的防空洞待上一天，傍晚再上山回家。很长时间天天如此。
父亲当时负责与防空部门的电话联络，然后向航行中的飞机或腾空避敌的飞机转达敌机的行踪，忙得不亦乐乎，孩子全靠母亲操心。
有一天，由于防空洞里的空气太差，警报又很长时间才解除，大齐大哥刚被领出洞口，突然昏迷倒地。曾遭丧子之痛的母亲急得两腿发软，连站都站不稳。幸亏公司的医生也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里，大哥才及时得到救治。
后来，为了避免山上山下往返的奔波劳顿，父亲与两个同事在珊瑚坝的山坡边盖了三间铺竹为柱、稻草铺顶、泥土垒墙的房子，三家人住了下来。父亲戏称它为“珊瑚草庐”。
再往后，父母又在北碚天生桥租了当地农民的屋子。母亲带着孩子留在那里，父亲因忙于公务，两周才能去看望一次。由于屋门紧挨着稻田和鱼塘，母亲生怕一不留意，孩子失足落水，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出生的抗战后期，日本人气数将尽，已无力似抗战初期大轰炸时那么嚣张了。那时，我家已迁至重庆郊区新市场天灯坝胡子昂乡间别墅剩余的屋子居住，和电台在一起，生活稍微安定下来。
我的父亲吕吟声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清苦。他十六岁中学毕业后当过苏州唯亭小学及平江中学的教员，负担起了全家的生计，二十岁时由于谋到一个国际电台报务员的好差事，才开始有所节余。父母婚后，虽已有了两个儿子，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仍把父亲尚未成年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接到青岛念书。抗战时期，我的姑姑和叔叔们也齐集重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出生在重庆一所叫宽仁的教会医院。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母亲说，我在医院诞生后，当护士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是个女孩”时，母亲那由衷的高兴令护士十分不解。她们并不知道，已经生过三个男孩的母亲，盼望的就是个女孩。自然，我也得到了叔叔、姑姑。邻居和朋友们的喜爱。
母亲雇了个川妹子专门照看我，所以，呀呀学语时，我说的是四川话。
早年，母亲曾多次提及我在学步车里“装傻充愣、骗吃骗喝”的情景。母亲说，我的性格自小就比较开朗。那时，每当母亲忙于家务时，常把我圈在学步车里，邻居的潘妈妈有时故意“气”我：“哎呀！我家邻居的那个小姑娘大渝呀，最不乖了。”这时，我一定是装作没听见，照样乐乐呵呵，满不在乎。可是，她紧接着说：“大渝，来吃口炒鸡蛋”时，我准会“噌”地一下滑过去，吃口鸡蛋，然后又“噌”地扭头滑走，学步车的驾驶技术绝对一流。
抗战刚刚胜利，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父亲考取了租借法案的一个资助进修项目，便启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去了。两个月后，母亲只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重庆。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刚刚两岁，对那块土地自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忆，只是带走了一嘴四川口音和喜欢吃辣的四川人的爱好。
东返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用四川口音“小哥哥、小哥哥”地称呼我二哥的。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开始全部直呼其名了。我那一嘴四川口音也和以后的上海口音、天津口音一样，由于八岁后在北京的定居，全部荡然无存，而改成了标准的普通话，按台湾同胞的说法是“国语”，否则，我将不会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初创时获选做电视播音员了。
随父母四处漂泊的幼年经历对我日后成为一个专业的中文播音员有着很好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普通话只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并不等于北京话，所以，如果地道的“京片子”做了普通话播音员而对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发音差异又不甚自觉的话，播音中往往会带着一股土味。中国中央人民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