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总队的武装大队，因军统局刚成立的特务总队（后改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没有成立，唐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来接运这个连。唐看到信后，立即把那个连的连排长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送给了军统局，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一个月薪饷，回去料理一下家务私事，三天后便乘车去重庆。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哨卫。而且城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得调这个连去镇压。我便问他：“你把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城区的治安警卫等工作？”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把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代替特务连的工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自答应戴笠要走特务连后，便已在作准备，果然第四天一早，他指挥的保安团第三团团长便带了一个连来接替了特务连的一切工作。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城化为瓦砾灰烬。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把长沙警备司令feng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行有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与我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了！”我也补充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他祝贺，说他真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福将”。
我当了稽查处长后。为了调整部署稽查处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时间，把全城都跑遍。当我把稽查处新的工作布置情况向他去汇报时，他听完之后，突然提出我不了解的两个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经常去那里巡察。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才廿多岁，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拦在房门口，让他睡在里面，免得他跑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的床铺底下爬了出去，等天快亮时，又从床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就说：“现在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门打开，不必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唐听了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标准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他指出的那两处地方，过去是许多暗娼居住的，最易窝藏盗贼与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别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两年，他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头约定：稽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但若涉及到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不论大小，哪怕一个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诉他，绝不准我随便处理。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随便抓和杀的。他便一本正经地认真告诉我说，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战刚开始，他就知道，军统在上海和武汉就照样秘密抓共产党。他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各县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抓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嫌疑分子。在那段时间内，这个地区中虽发现过个别共产党的有关进步活动，但由于唐有话在先，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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