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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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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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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要我和唐往来时提高警惕,并注意他的言行。我便把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认为这人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当时还和毛人凤争论,认为他太敏感了,我当时估计他去搞带兵的工作,是因为目前在对共产党作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升官。毛人凤听了很不以为然,笑我没政治头脑。完全是感情用事。所以后来他派一个暗杀小组预伏在长沙,准备湖南如有反蒋活动,便开始搞暗杀,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同程潜起义的人,特别指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他。这个暗杀小组出发时,毛人凤特别关照他们,不要告诉我去杀什么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我训练的特务。直到长沙解放,他们逃到昆明见到我时才说,准备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在唐生明家附近潜伏,唐出门时,只打了一枪没有打中,唐跑掉了,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找不到机会。要杀随程潜起义的军统特务张毅夫也没有杀成,只把长沙警察局长刘人爵杀死了。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的家中掩护了一部中共地下党的电台,军统特务完全不知道,只怀疑他会随程潜起义,所以派人去杀他,因距离稍远,一枪未能打中,所以他能逃掉。如果知道他家中有地下党电台,那就会趁程潜没宣布起义前,公开去搜捕他,准会活不成了。他很得意地笑着说:他在沦陷区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个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确有一套,很不简单,要比我高明得多。

    湖南解放后,他很不适应初解放时那种生活,希望利用过去关系,为党做点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全家去香港定居。毛人凤知道后,派人去打过他一次,也是因远处打枪,连打两枪而未中,后来香港警务方面对他加强保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打他,只暗中严密注意他在香港的活动。1956年他从香港回京,任国务院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改造时,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去看望我们。这对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们真是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爽的谈话,更增加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他在与我们会见时,坦直地表示:他过去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特别是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要他们来看望我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只要改造好,诚心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都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加了大家改造的信心。所以1958年后我们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成百的战犯没有发生过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鼓励我们,特别是唐生明的谈话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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