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派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在重新返任时发表过一次很长的谈话，大意是说：在抗战期间，他奉命留在上海做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始终不肯招认出自己所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他还曾经吞针自杀，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引诱他，也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是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万苦千辛，终于逃回重庆……同时重庆方面也曾大肆宣传，把他这一行为，吹成为典型的敌后抗日英雄人物。
国民党大官吴开先真是这样的硬骨头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不会在重新返任局长的第二天，专程跑到唐生明家去向唐道谢了。原来他那一幕丑事唐最清楚，并真心诚意帮助过他。
吴开先被捕后能返回重庆，当时是负有日寇招降蒋介石的重大使命的。这件事具体经过如下：
1943年夏天，唐的身份已公开为蒋介石派在汪精卫和日本方面的联络人，有天李士群告诉他，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前社会局长吴开先已被捕多日，业已去过南京，见过汪精卫和注的日本顾问，他们原来准备让吴担任南京的社会部长或伪中央党部其它重要职务，吴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等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请吴担任，所以又把他送回上海，要他和唐共同研究，并让吴暂住在唐家不要对外露面，将来如何安置，再慢慢谈，唐同意了。
第二天，李士群派人把吴送交给唐，唐一面向蒋介石报告；一面与吴商量，听听他的意见，当时吴也拿不定主意，既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和日本还想要他干什么。唐便向各方去打听，了解到，原来是1943年1月9日南京伪政府奉日寇之命，向美英宣战后，日本最高当局的决策是希望很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愿作出更多的让步，日本愿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形势，把大部分侵华军队撤走好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绝和美英关系，并公开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
在如何进行反共问题上，当时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这样告诉唐：“在几年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一天天在壮大，已成燎原之势……如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更强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好机会……”他们还认为蒋介石听信谗言，所以必须找一个能直接和蒋介石当面分析利害的人去恳切谈谈，他们认为吴开先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所以正在考虑。他们一面谈如何运用吴开先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唐示意他也应当这样去说服蒋介石。唐了解到这一内幕后，便向蒋介石报告，答复只是让其继续注意。
隔了好久，蒋介石的指示又传来，他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不要去南京任伪职，并说明，吴到重庆后会妥善安排，不必有所顾虑，从这一回电中，也可看出蒋也是寄希望于吴开先，想看带回去的和谈具体条件。
有天，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来到上海，他是一度离开汪去担任部队工作，汪的最高军事顾问换过柴山和松井两人，日本政府认为这两人都不如影佐，所以又把他调回原职。他重新回任后权力比过去更大，日本政府很相信他，许多重大问题都可由他作出决定。唐在上海见到他，便找他谈吴开先回重庆的问题，他当时即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回重庆去说服蒋介石，应当早日停止抗战。他很慎重地向唐表示：为了蒋介石着想，应当立即接受日本人这番诚意，下定决心，才是出路。他还说：重庆方面如果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尽可能多作出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唐把重庆同意吴回去的话告诉他，他更兴奋，马上向唐说了一些对蒋介石很尊敬的话。临走，他还希望唐多利用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早日促成这件大事，对大家都有好处。
唐回家便把和影佐谈话的情形告诉了吴开先，吴听了高兴异常。
又经过一番研究之后，约在1944年初，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下，吴乘机离开上海经广州湾回到了重庆。不知吴回重庆见了蒋介石怎样谈的，因直到抗战胜利，吴唐两人才晤面，彼此都不愿再去揭那一幕暗地里准备进行的和谈丑剧了。
1944年以后，由于同盟国军事上日占优势，蒋介石与美帝又勾结得很好，他这时对准备投降日寇的打算才慢慢有所改变，对勾结日伪的兴趣不像以前那么浓厚；这个时候，军统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活动是着重在替美帝作情报和气象等方面的工作。
唐生明在上海，曾于无意中为美帝得到过一件他们认为价值很高的军事情报。根据这一情报，使美帝海军在全歼日本舰队中起过重大作用。当时军统在沦陷区搜集日军的情报，大都是通过一些与日军有勾结的汉奸去进行这项活动，得到的东西都比较可靠。唐在上海经常往来的有一个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职务）古川，这人原不认识唐，是他自己去找唐的，因为1928年唐生智反蒋失败，从汉口坐日本兵舰在上海换船去日本时，古川有个兄弟原在汉口日本海军方面工作，汉语很流利，唐生智请他当翻译；以后又陪同其去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