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对苏州区的清乡工作具有特殊兴趣。1942年1月又第二次去巡视，4月间又第三度前往。到了1943年7月间，苏州区成立两周年时，他第四次去检阅，他每次去都是穿大元帅服或白色海军上将服，照例得检阅军队。他对这个实验区的所谓成绩很重视，并总结出一套经验，还决定扩大清乡区的范围。1942年后，便成立了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以藏卓为主任，行营设在苏北泰兴，所辖盐城、高邮、如皋……等县，任务是负责堵击从江南地区撤出向苏北转移的人民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准备向苏北解放地区推进。
当时江南地区虽没有新四军的大部队活动，可是在城市内却比以前更不安宁。汪精卫便决定在大城市也设立了“清乡区”上海市的清乡委员会主任由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担任，负责“清剿”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新四军便衣队。汪精卫强调这是第三期的清乡运动。上海一些认识唐生明的人常和他开玩笑说：“你们天天喊清乡，清了几年，越清越近，现在清到大马路上来了，这是怎么搞的？”
为了苏州区的消乡工作，李士群和江苏伪省长高冠吾经常争吵不休，汪精卫为了表示重视清乡工作，决定统一事权，将高冠吾调职，于1943年1月，以李士群兼江苏省省长和江苏省保安司令及江苏国民党党务办事处主任，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于李士群一身。李要唐生明担任他的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处处长，协助他整编和指挥全省的保安团队。
约在1943年春间，汪精卫又亲自设计了一种“清乡纪念章”，明令颁发给担任清乡工作的日伪军官和参加清乡运动的地方大小汉奸。这个纪念章中间是井田嘉义，四周缀有“确立治安、改善民生”八个小字，分为金银铜三种，唐生明分到一枚金质的。
蒋、汪两方面在反共问题上，不仅军事是采取一致行动，其它方面也是一鼻孔出气，当时上海一些大汉奸见到唐生明时，都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赞不绝口，认为这是最“高明”的措施。
当时上海一些汉奸办的报纸上，时常刊出一些什么“渝共冲突激化”，“渝共两军时有摩察”等一类消息，在刊出这些消息时，他们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毫不掩饰地表明他们是一家人。据唐生明回忆，他在沦陷区与李士群、陈公博，周佛海、叶蓬等大汉好头目个别交谈中，他们都感到共产党的可怕。总认为迟早他们会和蒋介石达成合作协议。而实现汪、蒋合作最大的障碍，便是共产党。
约在1942年冬，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上海特区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务破坏，区长陈恭澎也被捕。当时李士群与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清乡工作，李得到报告，立即赶回上海处理。结果在清查特区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密电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得不偿失，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这个区封锁起来，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他们对这份电稿非常重视。因当时军统上海特区正热衷于搞这些活动，由于于起来困难不多，功劳不小，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可以拿这些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至于沧陷区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经过仔细研究电稿内容，绝不是上海特区特务们的口气，那一笔不整齐的笔迹，更和唐生明差不多，李士群等便肯定这电稿是唐生明拍发的。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可以不再去沦陷地区暗杀日军官兵，为他们减去不少麻烦，连几个日本顾问看到这内容也十分高兴；但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既与重庆方面有这种非同一般的深切切系，为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的告诉他们，或多少透一点风也算够朋友的。唐被发觉还一个劲的矢口口否，李士群便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他。
李士群在深夜让唐生明和他妻子徐来一同回到上海，说有要事面商，唐已风闻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了，但但也好硬着头皮去。一到上海，便看到李士群特工总部的一个杀人魔王傅也文去车站等候他，唐生明想乘自己汽车先送徐来回家，傅板面孔坚决不同意，而让唐生明夫妻乘他的车，一直驶往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直被送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唐夫妇一走进去，便看到李士群正在审讯张素贞，当时唐和军统联系，是利用开设在他家附近一家杂货店来接头，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上海特区被破获，这杂货店和张素贞也被卷入进去。
李士群一见到唐生明，劈头就谈陈恭澍被捕及牵涉到他的问题，语气中很有责怪之意。唐再三解释，还是只承认过去与戴笠是朋友，没有替他工作那一套老话，这次李士群却不再客气，叫人把陈恭澍带来对证，经再三威胁，陈恭澍也不承认与唐生明有往来。李士群很耐心一再说明，与戴笠有工作关系不要紧，只要不避开他，把他也当成要好的朋友，什么事都可以和他谈。唐生明被问得急了，便大声嚷嚷：“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李很重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