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
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我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列入那个像洪流的队伍中，在天安门前经过呢？
这个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我参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百万人游行的队伍。这不仅是一百万，而是全世界参加共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一部分。我们高声呼着口号，走过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刻着我们的心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从此我开始了社会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我感觉到自己同全国人民，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连在一起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上的主人。从这块土地上伸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手，是一只巨大的可靠的手。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结束了准备阶段，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式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我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
我参加的这部分工作是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经常遇到我所熟悉的名字，有时还遇到与我的往事牵连着的历史事件。资料的作者大多是历史事件的亲历或目击者。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来说，我和他们都是见证人。我从丰富的资料中，从我的工作中，更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变化。那些被历史所抛弃的人物——叶赫那拉氏（慈禧）、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等在当时似乎是不可一世的，被他们宰割压榨的人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像胡适之流的文人们曾为他们捧场，遗老、遗少们曾把复辟幻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自己更自吹为强大，认为他们背后的列强是永远可恃的依靠。但是，他们都是纸老虎，终于被历史烧掉了。历史，这就是人民。“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的经验使我接受了这项真理，我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了这项真理。我还要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见证人的身份，向人民宣扬这项真理。
我在工作之余，继续写我的前半生。
为了写作，我看了不少资料。我的工作单位给了我种种便利，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文史资料，我在许多外界朋友的热情帮助下看到了许多图书、档案部门的宝贵材料，得到了许多专门调查材料。有的材料是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从珍贵的原件中一字一字抄下来的，有的材料是出版界的同志给我到远地调查核实的，有的材料是几位老先生根据自己的亲历目击认真回忆记录下来的。有不少难得的资料则是档案、图书部门提供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同志特意为我设法寻找，以及专门汇集的。我受到这样多的关怀和支援很感不安。其实，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早已是平常的现象了。
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做的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只要是宣扬真理，就会得到普遍的关心和支持，更不用说到党和政府了。
我的写作也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兴趣。曾有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访问过我，问我前半生的经历，特别注意打听我十年来的改造情形。一位拉丁美洲的朋友对我说：“从这件事情上，我又一次感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把你的事情快些写成书吧！”一位亚洲的朋友说：“希望你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立刻送我一部，我要把它译成我国文字，让我国人民都看到这个奇迹。”
一九六二年，我们对来自国内外的困难所进行的艰巨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更多的喜事临门。四月间，我被邀列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并旁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祖国建设的报告。五月一日，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贤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一个普通的而对我却是不平凡的真正的家庭。
这就是我的新的一章。我的新生就是这样开始的。看看我的家，看看我的选民证，面对着无限广阔的未来，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新生是怎样得到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关于给我新生命的伟大的改造罪犯政策的故事。用我瑞侄的话说：“这不写到书里是不行的。”
一九六○年夏天，我和小瑞游香山公园，谈起了我们每个人最初的思想变化，哪一件事引起了思想的最初震动。
小瑞先谈了小固和小秀。据他知道，小固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中国列车由中国司机驾驶，感到了第一次的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