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不会使所方满意的。
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
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
“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
“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