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
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龢编印的《满洲伪国》里的。文章中说，李顿第一个向他提出问题：“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么？”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
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
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果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
户开放的事实？现在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
君感谢，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
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么？”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
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清廷说，倘然长
此以往，中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不如依赖西洋人，海关行政，亦
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
确立。由于海关上使用着许多英、法、日等国人，在中国被认为是最确实
的行政机关，因此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道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
曾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之所，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
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
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发表。所以任何国人，金能完全使用
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
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么？”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
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
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
了。
这次谈话，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估计到，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后来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出来，使郑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定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了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