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
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
其自然也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