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
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
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
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
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
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
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
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