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蒙组织万国反赤义勇团，推其为盟主，共灭赤俄。今闻臣张宗昌已归
顺朝廷，曾造臣金卓至大连，订期面商，加入团中，两月之间成军可必，
成军之后即取东三省，迎銮登极，或俟赤俄削平，再登大宝。所拟如此，
不敢擅专，嘱臣请旨遵行。臣又同日臣田野丰云，彼国政府虑赤祸蔓延将
遍中国，中国共和以来乱益滋甚，知中国必不能无君，张学良勾结南京伪
政府，必不能保三省治安，必不能为中国之主，故朝野一致力助谢米诺夫，
使谢米诺夫力助皇上，光复旧物，戡定大乱，共享承平。臣闻其言，十七
年积愤为之顿释……臣道出大连，有沈向荣者现充张宗昌部下三十军军长，
来见臣于逆旅之中，谓已纠集南北军长十人，有众十万，枪炮俱全，布列
七省，愿为皇上效力，待臣返大连共同讨论，听臣指挥。此真千载一时之
机，万不可失。伏愿皇上效法太祖皇帝，罗举七大恨，告庙誓众，宣布中
外，万众一心，扫荡赤化。皇上纯孝格天，未始非天心厌乱，特造此机，
使皇上囗践帝官，复亿万年有道之基也。不然此机一失，人心懈矣。……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
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
奏为兴复之计，在此一举，坐失时机，恐难再得，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初一日谨将俄臣谢米诺夫、日臣田野丰在大连所拟办法及臣沈
向荣在彼俟臣进行诸事，已恭折具呈御览。惟谢米诺夫因英人在奉天久待，
无可托辞，故需款至急，皇上行在帑藏难支，臣断不敢读请，连日商诸臣
罗振玉愿将其在津房产抵押，约可得洋四万元以充经费，不足之数臣拟俟
皇上召见，面陈一切未尽之言，并有至密之事请旨定夺后，即赴大连上海
再行设法……不然田野丰已有微词，倘日人稍变初衷，谢米诺夫即萌退志，
各国不能越俎，张宗昌即不能支持，纵使谢米诺夫他日再起，我亦不能再
责其践盟，九仞之山将全功尽弃。……更有日人要求之事，谢米诺夫预定
之谋，内部小有参商之处，均当面请乾断，惟祈训示抵遵，谨奏。
宣统二十年八月初九日
王式写这几个奏折的日子，正是郑孝胥出门，不在张园的时候。由于陈宝琛、胡嗣瑗这一派人的阻拦，他进不了张园的门，并且遇到了最激烈的攻击。
攻击王式最激烈的是胡嗣瑗。胡嗣瑗在清末是个翰林，张勋复辟时与万绳栻同任内阁阁丞，在我到天津之后到了张园，被人起了个外号叫“胡大军机”，因为凡是有人要见我或递什么折子给我，必先经他过滤一下，这是由于我相信他为人“老实”而给他的职务，名义是管理“驻津办事处”。他最反对我和郑、罗等人接触。他看见了王式的折子，就给我上奏折，逐条分析王式和谢介石等的言行前后矛盾之处，指出这纯粹是一场骗局。陈宝琛向我摇头叹气，不满意郑孝胥和这些人的来往，说：“苏龛（郑字），苏龛，他真是疏忽不堪！”我被他们说动了心，决定不理这个王式和谢米诺夫的任何代表了，可是郑孝胥一回到天津，经他三说两说，我又信了他的话，又拿出了钱供客卿们花用。记得后来郑孝胥还推荐过一个叫阿克第的奥国人和一个叫罗斯的英国人。阿克第是奥国从前的贵族，在天津奥国租界工部局任过职，据他自称在欧洲很有地位，可以为我在欧洲展开活动，取得复辟的声援。因此我派他做我的顾问，叫他到欧洲去活动，并且一次支给了这位客卿半年俸金一千八百元。罗斯是个记者，说要复辟必得有报，要我拿两万元给他办报。我给了他三千元，后来报是出来了，叫做《诚报》，可是没几天就关了门。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有个“胡大军机”拦关，还是有不少人只要是拿着“联络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特别是从一九二六年起，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我的门客更是有增无减。
这些人物里最值得一说的是“小诸葛”刘凤池。我和刘的相识，是由于张勋手下的奉系老军阀许兰洲的介绍。刘是许的旧部下，在许的嘴里，刘是个“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那年大约四十岁左右，他见了我，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手眼之后，立时建议我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给他，去联络台上人物。“那些福寿字、春条，对这类人是不行的”，这句话我还是从他嘴里第一个听到，虽然有点不舒服，但又赏识这个人直率。我认为他敢于讲别人不敢讲的，可见他的话一定可靠。于是我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他竟指名要这要那，例如有一次他说要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华，给我来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