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家编》中，关于我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本使馆后的情形时，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我对郑孝胥因此不再感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挽留他，他一气就跑了。
生日过后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做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先买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点很不合适。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向芳泽公使谈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芳泽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决定由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我们照了相，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祝我一路平安，然后由池部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在火车上找到了罗振玉父子。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满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我接下了车。
第三天，《顺天时报》上便出现了日本公使馆的声明：
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
本馆即于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
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
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
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