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隐退香港走向红色北京（2）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
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