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的过程，而且还以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一次次开拓性的创举，加速了香港的进步和发展，在香港的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霍英东对香港最突出的贡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率先利用宣传小册子(售楼书)及广告推销自己的楼宇，并首创了分层出售楼宇、预售“楼花”的经营方法——这是地产经营手法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把香港的地产市场推向空前的活跃和繁荣。
尔后，在地产市场叱咤风云的同时，霍英东又涉足淘沙业，重金购买淘沙机船，运用先进机器淘海沙，成为“海沙大王”、淘沙业的巨擘——虽然淘沙生意并没有给霍英东带
来太多的收益，但这盘生意的大规模经营，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香港地产市道和建筑行业的繁荣和发展。
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一改往日敢想敢干的作风，除参股澳门赌博行业外，在香港几乎不做任何重大投资，近乎处于“冬眠”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蛰居”多年的霍英东才“重出江湖”，在中国内地大举投资，雄风再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货柜航业公司，由于受世界航运业衰退的冲击，负债累累，面临清盘的命运之时，霍英东像“白武士”一样，毅然充当北京的代理人注资11亿港元，支持“东方海外”重组资本。其大胆举措和巨资来源，惊动财经界，此举既有助于“东方海外”度过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香港的安定和繁荣。
霍英东为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赞许。1991年2月，香港出版了《香江百人志》一书，“为香港开埠150年以来最有贡献和影响力的人物作一次检阅”。该书的选取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演艺等领域，入选的100人“均为在某一范畴有突出成就或贡献，对香港各阶层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香江百人志》选取了一些已经过世，但曾经在香港叱咤一时的工商界巨头，如何东、胡文虎、许爱周、罗文锦、利铭泽等……而当时仍健在，且入选《香江百人志》中的工商界人士，却只有霍英东、何善衡、邵逸夫、包玉刚、李嘉诚等寥寥几人。——霍英东在香港的地位和影响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五)
霍英东的名字是伴随着他在内地大举投资和慷慨捐赠，而广为内地老百姓所知的。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就已经和中方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对中国禁运，但霍英东却运载柴油、镀锌水管、轮胎等物资入内地，也由此开始了他作为“红色资本家”的生涯……
1967年香港事件发生，霍英东一贯的亲中态度，引起港英的不满，以致他辖下的“星光行”，迟迟未获英资电话公司接驳电话，结果没有商户问津，他只好壮士断臂、贱价出售，损失惨重。但霍英东爱国的信念从不动摇。20世纪70年代，为了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各种合法地位，他亲赴世界各国奔走呼号……他在香港体坛和国际体坛的卓越表现，又为他带来了商界以外的另一种成就和荣誉。霍英东可能是20世纪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
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方渊源很深的霍英东捷足先登，带头投资内地，并慷慨捐献；其爱国爱乡的义举和情怀，使他与中方的关系更加非同一般。
近几年，霍英东多次到东欧和西欧考察，希望能为中国的繁荣发展和统一大业出谋献策——他的爱国之心，广受世人称赞。
(六)
有意思的是，可能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工商界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事业成功、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国内地大放异彩。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霍英东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又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中国内地的政权架构中参政议政；从1993年起，他还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晋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阶层之中。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内，霍英东扮演着一个异常吃重的角色。他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划未来香港特区的蓝图；继1994年出任中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副主任一职后，1996年初，霍英东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搭建未来香港特区的“炉灶”。香港市井坊间曾广泛流传：长期深受中方倚重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将有可能成为未来香港特区的首任华人“港督”。
虽然霍英东已表示“身退”，并向中方高层表明了自己的这个态度，但单单是就自身条件而言，霍英东无疑是最有资格问鼎这一职务的人之一。
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