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成的。①
一天开了三个会，劳累过度，胃疼更具频繁了，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竭力支撑，不让自己倒下去。
7月23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召开座谈会，讨论“知识分子今天应该做些什么？”吴晗特地到他家里邀请，和他一起从北院漫步到工字厅，朱自清身体衰弱，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他断断续续地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工字厅里人很多，座谈会已经开始了。闻家驷看他到来很是吃惊：
那天天气郁热，他却还穿一件绒线背心。背脊骨显然比以前弯得更加厉害了。脸色惨白，瘦得尤其可怕，简直叫我见面不认识了。①他坐在一旁，静听别人发言，待了一会儿，才用喑哑的声音开始发表意见。他说：我没有多少意见，只讲几点。
第一点是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政治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像工程师，除了劳心之外，还要同时动动手。士大夫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与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不同。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着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以后才有的，例如刚才所说的大学教授等等。
第二点是觉得大学生应该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话，如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靠出卖知识为生的，好像就不大对。
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
第三点关于刚才谈到的优越感。知识分子们的既得利益虽然赶不上豪富们，但生活到底比农人要高。从前的士比较苦，我们的上一代就是提倡节俭勤苦。到资本主义进来，一般知识分子才知道阔了起来，才都讲营养讲整洁，洋化多了。这种既得利益使他们改变很慢。我想到以前看《延安一月》的时候，大家讨论，有一个感想。就是一个人如果落到井里去了，在井旁救他是不行的，得跳下井去救他，一起上来。要许多知识分子每人都丢下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看到张东荪先生的文章，说不用跳下井去，可以把一般人拉上来和我们一样，觉得放心了许多；但方才听袁翰青先生的话，说增产的过程很长，要十年二十年，又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他声音虽然衰微，但很清楚，也说得生动，因此博得与会者的共鸣，大家都笑了起来。散会后，闻家驷走上前去和他握手，朱自清笑说：“我看到你那篇文章了。”
原来前两天闻家驷在《中建》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闻一多死难两周年的文章，里面提到朱自清为闻一多整理遗著的事情。下午，座谈会继继进行，朱自清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胃疼仍然折磨着他，人很疲劳，但他还是不肯静心休养，不但继续编《国文读本》，还准备写一篇《论白话》的文章，终因体力不支，进展很慢，写了一些就搁笔了。
一天，一个学生带着弟弟来探望朱自清，从书房窗口望见他正半躺在帆布床上休息。书房摆设陈旧，靠窗一张木板钉成的破沙发，旁边矮凳上搁着最近出版的《观察》和《知识与生活》等期刊，非常整齐，靠墙是几架书橱。朱自清让客人坐在沙发上，用低沉的声音说：“又病了！”
“还是老毛病？”学生问。
“嗯”。他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些药粉倒在口里，用开水送下。
学生劝他今年休假，出去走走，换个环境。朱自清摇了摇头，叹口气说：
“走不动哇！经济也不许可，环境也不许可！”
他说的是实话，在这样的现实中，他这样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休息呢？学生黯然了，宾主都无话说，房里一片沉默。
学生告辞出来，心头十分沉重，只见四周树荫浓密，只有鸣蝉高一声低一声的苦吟，打破长空的岑寂。8月5日下午，有朋友从南方来，替他带来一件衣服和一双雨靴，不认识朱家，由吴晗带去。吴晗事先告诉那位朋友，朱先生病了，不能会客，只要把东西交给朱太太就行。朱自清最讲究礼规，正当客人和陈竹隐谈话时，他闻声便拄一根手杖到客厅，恳切地对客人说：“请原谅，我不能多说话，只是出来认识认识。”吴晗看他穿一件睡衣，两颊瘦得只剩骨头，脸色苍白，说话声音十分细弱，知道他已病得不轻了。
谁能料到，他的生命之船已驶到人生最后的站头，风帆开始降落了。
6日早上4点钟，朱自清胃部突然剧痛，十点钟送到北大医院，诊断为胃穿孔。下午两点动手术，情况尚好，他自己也很乐观，朋友们来看望，他还勉强谈笑，说一星期后即可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