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及《新诗年选》等，他都设法搞来看看；还想翻阅五四时期重要文艺期刊。他把清华大学图书馆存有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凡清华未收的，他都想方设法去搜集，赵家壁从上海给他寄来一些，他在闻一多家里也找到一点。知道周作人存书很多，于是在7月22日这一天，冒着酷暑的热浪，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借来许多新诗集。两人还交换了对《新文学大系》的选编意见，周作人对朱自清说，他选散文，不想遍读各种刊物，因为那么办就非得花一年时间，甚至不止，朱自清觉得此话有理，遂改变原先计划，以自己“新文学纲要”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从若干集子和杂志中择选。
夏日苦热，他在书房里挥汗如雨，埋头苦干，从7月半开始至8月13日竣稿，历时一月余。
《诗集》共选59家，诗408首。写“导言”时，他怕说空话，不敢放手，仅写了5000来字。他依据自己的见解，把五四以来十年诗歌创作分为三派，即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各派崛起的缘由、特点、价值，也分析了他们各自不足之处。《诗集》择选客观，论说科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十年间诗歌创作的风貌，概现了一时代诗人艺术的成就。《诗集》没有按良友图书公司的规定编选，而是在《导言》之后，另附有《编导凡例》、《选诗杂记》、《诗话》和《编选用诗集和期刊》，等四篇文章，简要地说明了编选原则、经过，以及诗人的情况和参考的书刊，具有不同于众的个人特色。
在编选《诗集》过程中，朱自清存在的世界又有了很大的变化。7月11日，他的第五个儿子思俞诞生，生活的牛车上又增添了份量；而最使他担忧烦恼的是，民族危机愈益加深，平津一带已危在旦夕。7月，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使整个河北政权全面崩溃：军队撤退，官员撤换，抗日运动取消。从军事、政治到经济，一切都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更加剧了日本侵略者并吞中国的步骤，9月，他们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一幕幕丑剧相继开锣：
10月22日，发生“香河事变”，一群汉奸、流氓发动所谓“饥民暴动”，袭击并占领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的汉奸政权；
11月7日，在土肥原策动下，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而“独立”；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
正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时刻，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卖国投降政策，把枪口朝向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群众，疯狂发动反共围剿，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取谛进步团体，捕杀抗日青年，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与他们相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于长征途中发出了团结御侮的号召，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群众爱国斗争的领导，于1935年初组成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11月，在临委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密决定按《八一宣言》的精神，组织爱国学生，向反动派进行斗争。
清华大学是北平学运的中坚，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刻，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发扬了当年五四斗争的精神，热情奔走在历史列车的最前头。
国民党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性”的要求，竟于11月26日下令撤消北平军分会、冀察绥靖公署，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均参与了政务，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自治”，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消息传来，北平学生愤怒了，学联立即于12月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议案，向卖国政府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这些，朱自清都看到了，他昼夜不安地思考着，他为敌人的猖狂和群丑的无耻感到无比愤怒，但他又想不出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办法，因此心情十分痛苦。12月6日，他给天津《立报》副刊《言林》编辑谢六逸写了一封信，表露他内心的忧愤和思虑。谢六逸贵阳人，系文学研究会的干部，朱自清和他素有交往。信里这样写道：记者先生：……近来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愿意玉碎，不愿意瓦全。但书呆子的话，怕只有书呆子来理会吧。
所谓“前年五月那一回”，系指1933年日寇侵犯东北，吉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