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只花了七毛钱就买来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子。朱自清看那孩子端端正正坐在条凳上，面孔黄黑，衣帽却还整齐，看不出她的生命如此低贱的印记，心中十分纳闷。武钟谦告诉他，这孩子没有父母，是她哥嫂将她卖给一家银匠铺里的一个伙计，这伙计没有老婆，手头很窘，而且喜欢喝酒，是个糊涂人。朱自清听了更是难过，唉，人相卖，原是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产生的罪恶，理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灭绝，谁知在20世纪的今天，居然堂而皇之的存在着。“干什么得了七个小钱，就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小妹子捧给人家呢？说等钱用？谁也不信，七毛钱得什么急事！”面对这一罪恶事实，他不由沉入了对现实社会的思索和对民族文明的反省。
朱自清对温州十中有感情，和同事相处也极融洽，可是为了生计，他却不得不于1924年二月下旬，离开温州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去任教。在温州十中，他每月薪金是30多元，那时物价不高，一担谷子才一元大洋，按理收入不算低。但是学校经常欠薪，二、三个月发一次薪水是常有的事，甚至一个月只给十元以维持生活；而朱自清的家庭负担重，去年11月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要维持，同时还要赡养父母，偿还宿债，经济十分掣肘。为了节省开支，他只得一个人去宁波，把家眷留在温州，怕妻子照顾四个儿女忙不过来，只得将老母从扬州老家接来帮忙。
朱自清到达宁波四中时，适值学制改革，中学与师范合并，学校将中学六年分为三段，前二年为初中，中二年为公开高中，后二年为分科高中，分文理二科。朱自清担任文科国文教员。他不用部颁教科书，自编教材，将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编列进去，他教学一贯严谨，备课充分，讲究方法，循循善诱，深受学生的欢迎。学生们常去他住处求教，他每问必答，绝不敷衍了事，因为来访的人多，索性在屋中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们环桌而坐，他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或释疑语义，或阐明语源，或传授方法，往往长达数小时。
在宁波，朱自清没有什么朋友。一天，俞平伯突然来访，他大喜过望，乃邀他到李荣昌酒店小酌，那儿的特色是野味，有竹鸡、鸽、鹌鹑、水鸭、麂肉等，丰腴珍肴，摆了一桌，要了二斤酒，在嘈杂市声，暗黄灯火里，把酒谈心。朱自清足足喝了一斤半，酒罢又吃上虞名点炒年糕，回到宿舍，他已不胜酒力醉倒了。继后，潘漠华也来了，两人结伴玩了一天，在竹州吃茶，登天封塔，游薛福成的后花园，小亭错落，池水一方，满蔽浮萍，颇有雅致。他比较喜欢那里的螺髻亭。在四中教师中，他和夏丐尊交往较多，夏是上虞松厦人，公元1886年生，大朱自清12岁，曾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执教，和鲁迅同过事，后又在浙江一师教书，1921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经刘延陵的介绍而结识朱自清。1924年回家乡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同时在宁波四中兼职，教作文课。他为人正直，学问渊博，和朱自清一样，不用统编教材，自编“文章作法”，朱自清对他的讲义十分赞赏。为了给学生创造练习和写作的机会，他和夏丐尊竭力倡导印行校刊《四中之半月刊》大量发表学生文章，而这些习作大都经过朱自清修改润饰的。当时四中文学社团很多，1923年就成立有“雪花社”，这时他们又编行《大风》刊物，宣传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势力，朱自清曾给予具体指导。除《大风》外，尚有其他刊物，只要他们需要，朱自清都给予大力支持。
改革后的四中，学生有较多课外活动及自习时间，朱自清乃建议校方聘请校内外名师、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方光焘、刘延陵、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都应邀作了讲演。9月19日，他也作了《我们对于文学态度》的演讲，主张文学要表现“时代的要求与理想”，作者要有“深厚的同情”和“积极的态度”，认为“觉得感情无谓者，宜节产”。宁波文学研究会成员不少，且多为四中教员，朱自清和夏丐尊等筹划成立宁波分会，以四中为阵地，约请会员聚会，研究“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在他们活动下，宁波的文化生活大为丰富了。
但是，朱自清对宁波的生活不大习惯，常常怀念温州山水和友人，家眷又不在身边，十分孤独。烦闷之余，开始喝酒、抽烟，时时想念妻子和儿女。在三月间写的《别后》一诗，对当时的生活和心情有真实的反映：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老想起来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开水，
冷的被窝——
峭厉的春寒呀！
我怀中的人呢？
你们总是我的，
我却将你们冷冷的丢在那地方，没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悬悬的
便是这个。
1923年春，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编辑。1924年4月，朱自清与叶圣陶、俞平伯等商议再度合作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学。第一期由俞平伯负责，大家分头撰文、约稿。由是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