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哲学系。
天有不测风云。这年冬天，71岁的祖母在扬州病逝，而在徐州任烟酒公卖局长的父亲，这时又卸了职。接到噩耗，朱自清连忙乘车南下，赶到徐州与父亲会齐，一进房子，只见满院狼藉，景况凄凉，想起祖母，不禁泪下，倒是父亲来安慰他不必难过。回到扬州，朱小坡设法变卖、典当了一些家产，又借了一笔高利贷，才勉强地办完丧事。这时二儿子物华中学即将毕业，想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工程系，但他此时已拿不出学费，无法成全其愿望了。朱自清看到家中景况十分惨淡，厅上只剩下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以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满院枯枝败叶，萧索非常，他看着已显老迈的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着三弟国华的手，叹着气说：“我要争取早一年毕业。”他已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
丧事完毕，朱自清要赶回北京上学，朱小坡也要到徐州谋事，由是父子决定同行。朱小坡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爱子情切，唯恐儿子抵不住北国的风寒，特地为他定制了一件紫毛大衣。到了南京，因朋友约去游逛，逗留了一日，第二天便渡江往浦口。朱小坡因事忙本想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儿子去火车站，想想又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决定还是自己去送。父子俩过了江，进了火车站，朱小坡为儿子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看朱自清将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便一再嘱咐他一路小心，夜里要惊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车上茶房好好照应。
“爸爸，你走吧”。朱自清说道。
朱小坡望了望车外，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朱自清要自己去，但父亲不肯，只好作罢。
朱小坡身体颇胖，因为服孝，头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布棉袍，显得分外臃肿。买桔子须穿过铁道，跳下去再爬上去，这对朱小坡就不容易了。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难，可当他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时就费事了。只见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朱自清在车厢里，望见他的背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赶紧把眼泪拭干，唯恐父亲看见难过。朱小坡抱着朱红的桔子回来，朱自清连忙去携他，父亲将桔子一股脑儿倒在紫毛大衣上，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非常轻松。过了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下车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看儿子，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朱自清知道，在老父的心中，自己始终是个孩子，所以他总是牵肠挂肚，依依难舍，一百个放心不下。汽笛低沉地长啸了一声，车轮无情地转动了，他凝望着父亲黑郁郁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逐渐远去，远去，再找不着了……他的眼泪又悄悄地沿着双颊流了下来。
这时，出现在朱自清面前的北京，已是另一番景况。自1917年开始，严重的民族危机，犹如倾天黑云，笼罩着中国大地。早在1915年，袁世凯密谋帝制，为换取日本的支持，与日方秘密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二十一条密约，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无穷的祸害。当年年底，这位袁“皇帝”，登极不到半年，就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了。但元凶虽死，余孽尚存，政权又落于北洋军阀之手，他们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1917年，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登上总统宝座，但北京政府实权却操在皖系首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政府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问题，相反，却于9月和日本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并同意其驻兵济南、青岛，满足了他们侵略我领土的要求。十月革命爆发后，为防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中国扩大，又与日本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的野心，段祺瑞政府变本加厉出卖中国权益的无耻行径，使全国爱国学生尤其富于敏感和热情的北京学生，忧心如焚，昼夜不安。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和进步教授们的努力下，朝气蓬勃，气象一新。特别是文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革。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性质有了明确的区别，课程设置也已确立，新聘教授也最多。最初，北大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1918年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这里，哲学系就设在四楼。图书馆也从马神庙公主楼搬到红楼第一层。校内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社会活动很多，当时和朱自清同系同班的同学杨晦曾回忆说：
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学生活动）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辨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