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请许广平等人在家中吃饭，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许广平的头。自此以后，与许广平通信的口气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作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
七月十二日作散文诗《死后》。
大约同时，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组成文学团体“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八月十四日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
八月二十二日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诉状，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
九月一日肺病复发，连绵数月才愈。
九月十六日作短篇小说《孤独者》。
九月二十一日作短篇小说《伤逝》。
十一月六日作短篇小说《离婚》。此后即停止创作小说。
一九二六年
一月十六日在平政院控告章士刽胜诉，恢复教育部金事职。
三月十日作回忆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三月二十五日去女师大参加“三·一八”渗案死难者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并在五天后写出《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二十六日因《京报》披露段棋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离家往设在西城的莽原社躲避。
三月二十丸日由莽原社转移至山本医院，继续避难。
四月十五日因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由山本医院转移至一家德国医院避难；
十天后又移至一家法国医院，至五月二日才返回家中，恢复正常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应厦门大学聘，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决意离京南下。
与此同时，与许广平约定，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八月二十六日与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经上海转水路往厦门（许广平从上海去广州工作）。
九月四日抵达厦门大学。在国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
九月十八日作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本月及下月，接连作了好几篇这样的散文。
九月二十六日为授课，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名为《中国文学史略》。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年底。
十一月十一日作《写在（坟）后面》。
十一月十五日致信许广平，郑重地列出今后的三种打算，请她帮助选择。这实际上是试探，也是求援。
十一月十九日决定于学期末离开厦门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任教。
一九二七年
一月十一日在接到许广平一封热烈表自的信之后，又致信许广平，明确表示了与她结合的决心。
一月十五日乘船离开厦门，于十八日抵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二月二十日与许广平一起宴请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或远足，或看电影，请吃饭，持续十余比三月一日中山大学开学，忙于教务。
三月甘九日因不满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住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四月十五日以教务长身份召集中山大学各系主任会议，力主营救当日事变中被捕的学生，但无人附合。
四月二十一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
出。
四月二十六日作《题辞》。
五月一日作《小引人》。
五月六日接受日本记者山上正义的采访，发表他对“四一五”事变的看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作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四日作《答有恒先生》。
九月二十七日与许广平同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九月二十八日途经香港，遭受香港海夫人员的野蛮检查。
十月三日抵达上海。五日后迁人虹口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正式同居。
十月二十五日至江湾劳动大学演讲，题为《关于知识阶级》。
十二月十八日因蔡元培推荐，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著作员，开始领取薪水。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八年
一月八日原厦门大学的学生廖立峨，携爱人及其哥哥来访，声称要作鲁迅的“义子”，住在鲁迅家，长达七个月。
二月二十四日致信台静农，提议将《莽原》半月刊迁往上海，并表示愿当编辑。
二月五日往内山书店购买自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后又陆续购读此类书籍十多种。
二月二十三日作《“醉眼”中的朦胧》。
六月二十日与郁达夫合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