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的续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议论是大空洞了，可到头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发这样的议论，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这种抄录旧药方的情形，甚至体现在他的用词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换着笔名给《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１３他对这“老脾气”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词汇。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个“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并且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１４一九三六年他干脆以“我要骗人”作文章的题目，一开始就讲“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结尾时又引用庄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产生错觉，仿佛是在重读他一丸二七年给有恒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绪，连词句都那么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现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词上，这些语词体现了他看待人世的独特角度，凝聚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的认识，因此，他选用这些词而不是那些词，绝不只是一个表达的选择，而往往是一个思路和立场的选择。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频繁使用的中心语词，又从他笔下纷纷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证实他的头。脑的依旧呢？
也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一面说：“唯无产者才有将来”，一面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会在这个时候去读这些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１５他向来有一种从今天看出昨天的锐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恰似大厦将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细读宋、明野史，就越觉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样的时代。心里这样想，笔下就不免也要这样写，于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开文章中，不断出现了以古比今的文字。无论是向东京的朋友介绍国内的恐怖统治：“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１６还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车上遇见的“护教团”：“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１７也无论是鄙薄谣言家：“明末，真有被谣言弄得遭杀身之祸的，但现在此辈小氓，为害当未能如此之烈”，１８还是轻蔑“围剿”者：“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１９他都忍不住要举出古事来比较。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他接连写出《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一系外文章，从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书的一段记载，再拿了那样的记载，转回身来解释今天，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隔了十年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那样深沉透彻的神采。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还不断以明末的事情，来比附现实中文学家的“逸民气”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种以为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强烈感觉，始终没有消散。
一旦沉浸在这样的感觉里，他就不知不觉会倾向于历史循环论。一九三四年，他在内山书店的一次聊天中说，在中国，“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控制庶民”，“这个儒家思想的强制一方搞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这个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它在最初阶段，当然要“说点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觉间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强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对候，下次革命就又会一下子发展起来”……２０这不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认识吗？正是依据这种认识，他写出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他连写《北人与南人》这样的随感，也禁不住要用讽刺的语气，说出“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这样的反话来。甚至他有心要鼓吹历史进步的观念，一不留心，还是会露出循环论的尾巴。一九三四年他写信对人说：“中国的事，大抵是由于外铄的，所以世界无大变动，中国也不见得单独全局变动，待到能变动时，帝国主义必已凋落，不复有收买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吧儿，忽然转向，又挂新招牌以自利，……却未必会没有。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终无效果。”２１开头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乐观，结尾却是近于沮丧的悲观，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就是循环论思想介入的结果。在他晚年；这循环论思想那样强烈地诱惑他，他只好叉取出“大时代”伪理论来抵挡。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说：“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人是进化的长索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