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被刺以后，知识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难免谅慌过度，他就连声感叹，说知识阶级就是怕死：“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３１读了一些描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笔记，他又借题发挥：“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３２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更断然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３３他这些话当然都有具体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识便会软弱和东倒西歪，却是他初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这个想法现在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些又都是私下的谈论，并非公开作态，我实在要感叹，那种将“坚定”和“勇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战斗意识，对他思想的影响是太大了。
鲁迅重新解释了知识分子，也就重新解释了文学和艺术。既然新的知识分于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３４他们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苏俄“那巴斯图”派有关文艺只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时，就作过这样的两可的评价：“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３５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它，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３６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进一步，多次从正面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功能。看见有人指出“文学不是宣传”，他还作文抨击：“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３７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对方说的“宣传”，和他说的“宣传”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所谓“社会”“影响”，更是两个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为文艺的宣传功能辩护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急切之情是来自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取自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艺术论》。笼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在他举出的几个“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观念中，却有“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这一条。３８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取舍，鲁迅阅读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正在和创造社那批只认教条，不尊重文学本性的年轻人打笔仗，就自然会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他那样含糊其辞地评价“那巴斯图”派，也因为他实在知道，艺术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单是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并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艺就是宣传”，他现在这样冲动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价值，还是因为受多了官方的压制和迫害吧。
鲁迅毕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学的现实的宣传意义，他更愿意描绘理想的文学前景。这也正符合他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既然会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那么理所当然。也该有一种新的文学。他在广州时就预言，随着平民世界的建立，将来会有一种“平民文学”。３９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说，将来的文坛上会出现“别一种作者”和“别一样看法”。４０由这对将来的文学的笼统的称颂一他更引申出两个意见。一是废除方块字。将来的文学的作者，当然是工农群众，可至少在目前，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汉字的笔划如此繁难，要说他们能很快掌握，鲁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只有废除汉字。所以他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４１还多次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确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４２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４３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４４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