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总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四百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但是，尽管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３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再说。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就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代评论派”，居然也纷纷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居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自己来了不算，还推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４他写信对朋友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５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是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日：仰东硕杀！我带来者！”６这“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就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这里久留了。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那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
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
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
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
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
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７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虽然列出了三条路，真心想走的却是第三条；但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真愿意和他携手共进，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真能够走通。疑虑重重之际，就干脆向许广平和盘托出，既是试探，也是求援。
许广平是多么敏感的人，立刻就觉出了鲁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虑，也知道这疑虑的深广，她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后退，这自然使她深为不满，就用这样激动的口气回信说：
你信本有三条路，给叫我“一条光”，我自己还是
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朱脱开环境，做局外
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不顾虑自己，难于措辞，但
也没有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
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
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
分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
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
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
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国了
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
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
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
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部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
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
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