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凸颧骨和薄嘴唇，它们都向你拂去一股寒嗖嗖的冷气，使你不知不觉就陷入一种凄凉的心境，请想想，一旦陷入这种心境，你又如何响应作者的祈祷？再就是对这希望本身的描述，什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什么手执明晃晃钢叉的少年，金黄色的圆月，等等，色彩都涂得那样鲜艳，反而令人觉得生硬，尤其是最后那直抒希望的文字，句式和节奏犹如杂文，读者在一派细致的抒情氛围中骤遇这样的文字，难免会感到突兀，有这突兀的感觉隔在中间，他又如何能与它发生共呜？连这点题的文字的句式，都在暗暗地削弱主题，鲁迅这时候的小说中，的确没有什么东西，敌得过他的个人苦闷的流露了。
正是这个渴望表现内心苦闷的强大的冲动，促使鲁迅把自己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说到底，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最大的苦闷，就是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绥惠略夫式的绝望也好，虚无主义的“鬼气”也好，都站在前面向他招手，他不愿受它们的蛊惑，却发现双脚不由自主地向它们走去，在那些心境最阴郁的时刻，他简直都不认识自己了。一个人失去对自己的把握，这是最严重的精神危机，鲁迅越是明白这一点，就越要拼命找回对自己的把握。要“找回”，就先得把自己的灵魂摊开来，即便其中是“鬼气”蒸腾，也只能把眼睛凑上去，不把一样东西看清楚了，你怎么把握它？因此，他越是想驱逐内心的“鬼气”，就越要作深入的自我分析，他当时还不愿全卸下自己的面具，不愿向公众全露出自己的血肉，要探究自己的灵魂，利用小说和散文自然更为方便。倘说在《孔乙已》那样的作品中，他常常还是不自觉地现出自身的一角，现在情形却不同了，他有心要画出自己的脸和心。
其实，早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写短篇小说《端午节》的时候，他已经忍不住正面来描画自己了。主人公方玄绰，在某部做官，文在学校兼课，常常给杂志写一点文章，家里则有沉闷的夫妻生活，除了有个读书的孩子，其他方面部和作者颇为相像，甚至包括他的姓，有一段时间，鲁迅的朋友们给他取绰号，就是叫的“方老五”。当然不能说方玄绰就是鲁迅，但他的生活状况，却正是鲁迅可能遭遇的一种状况，尤其是他那构成小说中心题旨的“差不多”论，更令人联想到鲁迅同时或稍后几年发表的许多杂文，譬如《以小即大》，譬如《杂语》。不过，作者似乎又没有打定主意正式来分析自己，他一面从自己身上取材，一面叉扭曲这些素材，他用一种戏谑化的方式，夸张那原先带有自剖意味的细节，再掺进一些演绎和变形的成份，使你乍一看，真会以为他是在写别人。可是，他的叙述笔调又一次拆了他的台。这是一种颇为暧昧的笔调，有一点揶揄，也有一点袒护，有时候像在讽刺，有时候又漏出同情，只要把它和另一篇稍后写下的《幸福的家庭》的叙述笔调比较一下，你就会看出作者并不真能像写别人那样从容自如。方玄绰在屈辱中苦苦撑持，日渐沮丧的那一份心境，不知不觉就会绊住他的笔。
但到一九二四年写《祝福》的时候，他的犹豫显然消除了。这篇小说似乎是继续《孔乙已》和《明天》的思路，借样林嫂的故事来表现绍兴社会的一角。可是，就在用平实的白描手法写出祥林嫂的一生的同时，他又忍不住用了另一种繁复曲折的句式，对作品中的“我”细加分析，不借将“我”的自语和祥林嫂的故事，隔成明显不同的两大块。他是那样不怕麻烦，翻来覆去谈论“我”在祥林嫂面前的支吾其辞，你就难免要猜想，他最关心的恐怕并不是祥林嫂。如果还记得他搬出八道湾时，与朱安作的那一番谈话，如果也能够想象，他面对朱安欲言又止的复杂心态，我想谁都能看出，他这种分析“我”的“说不清”的困境的强烈兴趣，是来自什么地方。在他的小说中，《祝福》是一个转折，正从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场了。他把它排在《彷惶》的卷首，这从他的小说的变化来看，不正是一个恰当的提示吗？
接着写出的是短篇小说《在酒楼上》。“我”重返故乡，却在酒楼上遇见昔日的同事吕纬甫，先前是那样一个敏捷精悍的人，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竟至于“打起来”，现在却行动迂缓，神情颓唐，一副潦倒相。他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兄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骨殖，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一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掩埋；又受母亲之托，给原先邻居家的顺姑送两朵剪绒花，可这姑娘已经病死，他就将花随便送人，却打算回去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这样一个吕纬甫，和作者有什么相干？可你再仔细看看，他身上分明映着作者的影子。给小兄弟迁坟和顺姑的病死，都是作者亲历的事情，他选用自己的经历作素材，总含有几分自我分析的意思。我特别要请你注意，吕纬甫一手擎着烟卷，对“我”似笑非笑说出的话：“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口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