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１５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草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１６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１７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１８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杀”而已。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大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无光。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
注释
１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二十九页。
２鲁迅：一九二四年九月上十四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六十一页。
３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一页。
４鲁迅：《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版，一百零七页。
５鲁迅：《“醉眼”中的朦胧》，《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四页。
６同４
７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一百三十三页。８鲁迅：《影的告别》，《野草》，六页。
９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九十四页。
１０鲁迅：《忽然想到·十》，《华盖集》，六十八页。
１１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二页。
１２同１１。
１３鲁迅：《集外集拾遗》，一百九十八页。
１４鲁迅：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十四日致萧军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六十五页。
１５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１６叶赛宁并非自杀，但当时传到中国来的消息，都说他是自杀的，所以鲁迅也以为真是如此。
１７鲁迅：《马上日记之二，七月七日》，《华盖集续编》，一百十九页。
１８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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