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想说的话，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早已为他们划定了说话的范围。你不是想唤醒民众去铲除专制吗？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库当中，选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动人心，最能激发人反抗冲动的兵器来挥舞。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陈独秀们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和民主，诸如此类，大家都相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几乎每一个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情不自禁会拉开嗓子，热烈地鼓吹它们。不用说，鲁迅倘要给《新青年》写稿，也就只能讲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的心理障碍：一方面，他必须加入陈独秀们的思想合唱，必须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以为用这些外来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国，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的东西甚至正和它相反，这怎么办？
从他那段有关“铁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过这样两步克服自己的障碍的。第一步，还是靠那个怀疑意识，虽然自己拥有“必无的证明”，钱玄同的希望却是指向将来，只要前面还有一个将来，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不能实现，在这里，他运用的正是那种“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第二步，既然钱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确信”之间弃一择一，而是两者都不妨接受，心里保留“确信”，手上却开始“做文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从严格的启蒙主义标准来看，这自然是一种信仰上的不彻底，一种对待内心矛盾的灵活性，但是，鲁迅恰恰是靠着这种不彻底和灵活性，才跨过了那个心理障碍，发出启蒙的呐喊。他早已过了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却在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在整个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认这一点。一九二五年他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这已经是和盘托出了。
于是他摆出了慷慨陈辞，大声疾呼的神态。他抨击现实中种种鼓吹迷信，乱诌“鬼话”的怪事，更驳斥社会上种种捍卫“国粹”，诋毁新学的谬论；他号召觉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③更希望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１０更斩钉截铁地宣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他不得。”１１他还多次拿欧洲的事情来作将来的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结论１２；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咏叹：“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１３简直和十年前向《河南》杂志投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了。…但这只是一种表相，他心里并不真这样激昂。就在写这些随感录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说：“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甚至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１４比起那些随感录，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阅读它，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一个人对社会的未来已经有了这样透彻的认识，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来？面具终归是面具。不可能遮没真人的全身，时间一长，写的文字一多，鲁迅内心那些悲观的“确信”，难免要从面具的四边溢露出来。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本意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切实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不多久，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②这不又是那个“铁屋子”的比喻吗？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他几次三番重复这样的意思，还引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是“万不可作将来的梦”，几乎要将面具掀开来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杂文中接连表示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历史上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１７
一般说来，人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