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作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作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
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断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