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
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饭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对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当时并没有人号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跑、横冲直撞。它时而进入回忆、重温旧梦，时而向幻想叩门，闯了进去。在我的文章里回忆和理想交替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活动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当时是没有顾虑的。我写《龙·虎·狗》，我说：“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对准它打过去。……从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说：“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应该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吧。”我又说：“龙说：‘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为了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生命的“开花”。
我重读三十八年前的旧作，我觉得我并没有讲过假话，骗过读者。
《龙·虎·狗》写成后在上海和重庆各印过两版，印数不会多。后来我把它编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这并无深意。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挨的骂实在不少，仿佛我闯进文坛，引起了公愤。我当时年少气盛，又迷信科学，不相信诸葛亮会骂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几句。在这篇散文里我梦见自己死去给埋葬以后，人们在墓前“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他们劈开棺材进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来。大家吓得大叫“有鬼”，“马上鸟兽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删去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还暗中责备自己的“小器”和“不虚心”。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劈棺暴尸的惨剧在“四人帮”时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动”。《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学家朱洗就是在死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既给挖了坟，又受到批判。这样看来我似乎成了预言家了。不过今天想想，还是删去它为好。
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那讨厌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约是在八月十日前后吧，因为我十八日写了一篇叫《废园外》的散文，讲起“八月十四日的惨剧”，至少这个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轰炸，先生坡附近就落过弹，我在前面讲到的楼房受震，砖瓦遍地，可能还是那天以后的事，所以散文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一连几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经常走到那个“灾区”，花园里的防空洞中了弹，精致的楼房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土坡上躺着三具尸首，用草席盖着，中间一张草席下露出一只瘦小的泥腿，有人指着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难道我没有看够这样的惨剧？在我这年年底写成的《还魂草》里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庆沙坪坝发生的事情，我写得比较详细，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废园外》中“带着旺盛生命的红花绿叶”还在诉说一个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惨故事。我的叙述虽然带着淡淡哀愁的调子，但我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也不曾放过我的老对头——封建家长、传统观念和旧的风习。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萧珊，还有一个姓王的朋友，三个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们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萧珊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回联大上学。我和姓王的朋友留了下来，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关于她，我要在下一篇回忆里多谈一点，在这里我不罗嗦了。
关于《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第四病室》，就找出来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去了。
小说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期中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就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部小说。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