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
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习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检查交代”。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明过雨季的时期，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鎓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然无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压，最后我写了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写出了我的积愤，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即使写冯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对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进去。就是在江青说话等于圣旨的时期，我也不相信大观园全是虚构，《红楼梦》里面就没有曹雪芹自己，没有他的亲戚朋友。
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东西。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我写冯文淑时借用了萧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里，冯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萧珊做过的。她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毕了业才在暑假里去广州，中间同我一起到过武汉，后来敌军侵占广州，她回不了上海，我们只好包一只木船沿西江逃往广西，同行还有我的兄弟和两个朋友，再加上林憾庐和他的《宇宙风》社同人。我们十个人是在敌军入城前十多个小时离开广州的。关于这次“远征”我在小说中没有描写，却详细地记录在《旅途通讯》里面。这两本小书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说：“算什么文章。”可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间。我的“通讯”写到《桂林的受难》为止。后来我和萧珊又坐火车到金华转温州，搭轮船回上海。在温州我们参观了江心寺，对文天祥的事迹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