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
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别屠常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樱原稿送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出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关于《海底梦》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结婚，就同我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内租了房子，索非夫妇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二房东住亭子间。过了不多久，二房东回到乡下，把亭子间也让了给我们。我在宝光里十四号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索非比我早离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内几次流传日军侵犯的谣言，索非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为了方便，他们全家搬到提篮桥开明书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宝光里。整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搬到楼上，把楼下当作饭厅。原来那个给我们烧饭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楼下，给我作饭、看家。她会裁剪缝补，经常在楼下替别人做衣服。
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写完了《家》，翻译了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马路上遇到我。他在长兴煤矿局作科长，他讲了些那边的情况，约我到他那里作客。他和我相当熟，我听说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应，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车去杭州转湖州再转长兴去。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写小说，否则我就会在那里多住几个星期，记录下一些见闻。我记得有一本左拉的传记讲左拉为了写《萌芽》在矿山调查了六个月。一九三三年我答应在一份刊物上发表连载小说，我也写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储存在脑子里的那么一点点材料。到了没有办法时，回避不行我只好动手编造了。
在长兴没有多住，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海还有一个没有人照管的“家”。那个娘姨只知道替别人做衣服挣钱，附带给我看看门，别的事她就办不了。她不会把我的东西搬光，这个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书，就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部分还是索非的。但是离开“家”久了，可能会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