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底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底爱情里的悲欢也曾引起我底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底脑里却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底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底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我底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底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过那热闹的生活。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诸位底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底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底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底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底写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仇》，《不幸的人》，《亡命》，《爱底摧残》……等九篇。
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语，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底背影在一个旅馆底大门里消去的时候，我底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底心里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但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底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底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们底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下面的巴黎，他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底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了国际大会底事情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了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了巴黎。我就再没有得过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的消息，我便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