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活动
“你的美丽的信和××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青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理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人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一些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是在南京接到的。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语：“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这里是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
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售卖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来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姐，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是被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姐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姐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