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怎么办？从一滴水看一个大海，他已经大体推测到，国防工业总的情况是不会太好的，但他还希望能出现一些奇迹。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聂荣臻和罗瑞卿的房间，同他们约定，明天去视察成都航空发动机厂。

    进了厂，他们不再进办公室，径直朝车间走去。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对于工厂的设计和基建本来就有气，又无处可以申诉。听说两位元帅要来厂视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通天”的好机会，准备一吐为快。他快步赶上两位元帅，边走边汇报。他说：

    “这个厂是在1958年10月18日破土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用’‘一百天建成工厂’，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要求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七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设备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两个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罗瑞卿都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说：“我们觉得所有厂房设计标准过低，屋架跨度太大，但横梁小，立柱断面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的。这很不保险，随时都有失火的危险。车间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为沥青的。机器一动，地面就震动、下陷，不可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到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

    聂荣臻问道：“什么‘六边’？”

    “边施工，边反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贺龙摇摇头说：“还是到车间去看看吧！”

    他们来到了三号车间，看见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敞开着。贺龙便问：

    “天气还凉呢，为什么不关上？”

    他走过去，用手杖往上轻轻推去，想把窗户关上。不料，一块近一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后退几步，那块玻璃在他脚前摔得粉碎。震耳的响声，吓坏了党委书记和在场的人。我的妈，要是把贺老总砸伤了，怎么得了。

    贺龙震怒了，他吼道：“这么搭浆，怎么行呢？这样的厂房还能生产发动机？开玩笑！工人的安全能有保证吗？”

    无人回答，一片沉默。

    聂荣臻说：“你们要认真检查一下，别再出事了。走吧，贺总，不用再看了。到办公室听他们说说吧。”

    进了会议室。贺龙怒气仍未消散。他不停地用手杖戳着地板，大声说：“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带省下来的。把工厂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行为！设备还没有搬进来，房子到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是少慢差费。”

    聂荣臻说：“是糊弄人！”

    厂长呐呐地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赢呀！”

    “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聂荣臻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报告？”贺龙也问道。

    “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批准我们重建。他们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党委书记说。

    “乱弹琴！”贺龙骂了一句，不知是指“大跃进”，还是指讲这话的人。他说：“你们写个报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给我写清楚。我是倾向推倒重来的。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谁不推，最后由技术部门确定。”

    这次成都之行，对贺龙的思想震动很大。他不仅了解了让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形势的严峻，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对这场“左”倾运动有了感性认识。“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似乎不便多言，言必有失啊！但国防工业的后遗症，又必须处理，怎么办呢？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反复地思考着。

    3月25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他们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贺龙便匆匆地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需要找周恩来，听取他的意见。

    他们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了入夜时分。这次谈话，因没有收集到资料，笔者不能妄加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谈话一定是推心置腹的。周恩来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能同贺龙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给贺龙面授了什么机宜，出了什么处理这一问题的“点子”，所以，贺龙从中南海回到家，马上给副总理李富春挂了电话。他们又在电话里交谈了一段时间。放下电话，贺龙便亲笔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个飞机工厂的调查资料，派人急送给了李富春。这一系列的活动，无疑是同周恩来交谈的结果。

    4月以后，李富春派出一个由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赴成都调查。二个月后，检查组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

    贺龙迅速将它呈送给了中共中央，得到的批复是：“成都两厂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