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不知何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贺龙“官”运亨通。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副主席只有三个人，贺龙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聂荣臻。林彪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6O年1月，贺龙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让他执掌中国军事工业之牛耳，可谓大权在握。

    当时，我们这位元帅对此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不过，他上任不久，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干部的会议上，曾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这或许是有感而发，不过，看来，我们的元帅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接受这副担子的。这就是他的性格。

    然而，那个年代却对他极为不利。

    1960年，是一个天灾加人祸的时代。它给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其灾难性的后果，在1960年完全反映出来了。祸不单行，老天爷还把严重的自然灾害降到了正在受人祸之害的中国人民头上。粮、油、棉大减产，中国农村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既而，波及城镇。全国工业，由于原料极其缺乏，许多项目被迫下马。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困境。人民生活因日常必需品的普遍缺乏，水平日益下降，连毛泽东也粗茶淡饭，三月不知肉味了。

    中国的国防工业，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的。它占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百分之二十七。不少工厂是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里建设的，当然，逃脱不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尽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已觉察到的“大跃进”中的错误，但是，由于i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不少国防工业工厂中，“大跃进”的遗风犹在，浮夸风、弄虚作假并未绝迹。

    这位新上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

    贺龙对此，心里是很明白的。上任的第二天，在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他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机构，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

    贺龙领导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由二位元帅、二位副总理、二位大将、四位上将、一位中将和一些国务院的部级干部组成，阵营强大。但是，贺龙在其就职演说中，却反复强调，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协商机构”，不行使行政职权。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可见贺龙的用心何其良苦。然而，这个委员会，后来几经改组，还是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一个“职能机构”，贺龙无可奈何。

    不过，就这位元帅的性格而言，要管必然会认真地管，决不会只挂牌子。这种性格是崇高的，但也常常为此而付出代价。

    他上任不久，196o年2月，便邀请委员会委员聂荣臻、罗瑞卿从广州出发，去西南视察国防工厂。他要作些调查研究，亲自摸一摸国防工业的实际情况。

    3月17日，他们来到了成都飞机制造厂。这个厂是1958年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

    1958年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他提出：“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成都会议上，他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这样，一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形成。在这种追求多快好省的急进冒进的“左”倾思想影响下，这个厂竟提出了“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的口号。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歼击机工厂从基本建设到制造飞机只要三百六十五天？真有点子“天方夜谭”的味道。遗憾的是，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个年代里的现实。

    贺龙对此早有所闻，虽心存疑虑，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没有开口。这次，是想来亲自看一看这个厂究竟是什么状态。眼见为实嘛！他邀请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一道到西南来，也出自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都是有关的人呀！

    这时，贺龙正患眼疾，尚需以手杖助行。他们刚一走进工厂的办公室，就看见厂党委书记夹着厚厚一叠文件迎上来。

    贺龙问道：“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是的。”

    “先不用汇报了。我们到处走走再说。”贺龙让他放下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