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从来没有想过，也不太愿意，便说：“贸总，我不熟体育，搞工业倒可以。”

    “搞工业？”贺龙笑了，用手中的烟斗指着他说：“你这身体，瘦骨磷峋，受不了的。我看，你搞体育教育合适。”

    “我不懂体育，怕搞不了呀！”

    贺龙瞥了他一眼，说：“钟师统，你是看不上这个院长吧？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院长。当院长可是了不起的。鼎鼎大名的刘伯承不就是从我们这儿到南京当了军事学院的院长吗？”

    “贺总，我不是看不起院长，主要是我不懂体育。”钟师统反复强调他的理由。

    “我还不跟你一样？不懂体育，不是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

    钟师统无话可说了，只得表态：“老总，我看由你亲自任这个院长，我去做具体工作。”

    “你这个钟师统真罗嗦。那是战争年代，我兼校长。现在情况不同了，用不着那样。你就放心大胆去干。要什么帮手，提出来，我给你调嘛！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一锤定音，钟师统来到北京。

    1953年11月1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门口挂起了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中央体育学院”。体育场的看台底下当师生的宿舍，搭几个棚子便是教室。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笑，在体育场里办大学？目前在体育学院里读书的学子们，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这的确是事实。很久以后，贺龙才在北京市政府协助下，在圆明园遗址北面为体育学院选定了新址。

    这位老总管起事来特别具体，也许是考虑到创业的艰辛吧？他从体育学院的基本建设、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一过问。一张体育学院基本建设的设计蓝图，他先后审查过好几次。他说：“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要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诸方面都搞出一套东西来，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而服务。”“中央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在学术上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力争成为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他认为，体育学院应有两种教育形式。他说：“体育院校，一种是长期的，培养师资；一种办短期轮训班，包括训练干部、教练员、运动员。”而中央体育学院，他认为重点是培养高级体育人才，他说：“中央体育学院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体育专业人才，要出运动健将。”这些，就是这位老帅从我国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的一些方针性的意见。这给初期的体育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规划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贺龙为中央体育学院向北京市要的土地面积是六十公顷。在他亲自审批的建设规划中，有教学楼、实验室、八座室内体育馆和各类运动场，建筑面积达九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设施比较齐全的了。这所高等学府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学时，只有教师十四名，学生五十一人，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到1959年，教师队伍已经是三百三十六名，学生增加到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了。

    在此基础上，贺龙又组建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亲自批准他们组成考察组，赴苏联考察。

    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强调说：“体育科研所也要加强一下，给他们出些题目，让他们去研究。”这位老帅竞亲自出起研究课题来了。1962年，他向体育科学研究所提出：“钉子鞋、乒乓球权，就值得研究。”

    科研所真的接受了这个课题，连续研制了四批多种类型乒乓球扳，十五种胶皮，七种海棉护品。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乒乓球拍，称雄在世界乒坛。

    体育也是个系统工程，体育场馆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时的北京，除了一座1937年建造、设施十分落后的先农坛体育场外，其他什么场馆都没有。偌大的北京城，甚至连一座带看台、有灯光设备、规模大一点的篮球场也难找到。这怎么能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呢？体委的领导者十分着急，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荣高棠、黄中跑遍了北京，在天坛东侧的太阳宫附近找到了一块面积适合的地皮。他俩高兴地向贺龙汇报说：“老总，地皮找到了，但我们体委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怎么办？”

    贺龙(口卸)着烟斗微微一笑，说：“这事我来想办法。”

    在他的记忆库里此时出现了一个名字：万里。这个万里，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组织过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现在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找他不正合适吗？

    他把电话打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万里副市长不在市里，出差去了。

    贺龙问明地点，随手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第二天，万里返回了北京，马上去找荣高棠。

    荣高棠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有些诧异，问道：“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万里一笑，操着一日浓重的山西口音回答说：“贺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