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为，第一、你们有地盘，陇东、关中、绥德和直属区等；第二、你们能挣钱；第三、你们有群众；第四、有枪杆子；第五、有商店；第六、有工厂；第七、有几百个骡马大店；第八、有运输站；第九、你们也有钱。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手里。还要上头来养活你们，从道理上也讲不通。”他指出，我的包干办法，就是“你们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你们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们要。上面总共补助五百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付担子，而且要排好。”他指出，各分区要成立个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难关。

    你也别说，他用行政命令搞的这个财经“包干”，的确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他们发展全区生产和解决本区财经困难的责任感。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这只能是一种应付困难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根本的问题，一是要设法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来延之后，他深入实际，广为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人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各种土特产品。但是，这几年来，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科学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自己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一直是贺龙大力提倡的。1942年12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作了一番调查，写出了一份历史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毛泽东想听取更多的意见，委托贺龙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说，毛泽东“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响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他在会上说；“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他特地表扬了五位对边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并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对这样的人应当尊敬他们。”

    这种表扬，应该说，是很震动人心的。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底。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批判丁玲、王实味闹得知识分子人心惶然，接着来的，又是“抢救失足者”运动，更多的厄运已降临到知识分子头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位元帅敢于表扬几位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其胆略也够可以的了。

    但是，发展生产仅口头号召是不行的，要有钱，要资金投入。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不敢放手发放农业贷款。他们严格规定，农业贷款不论军队、政府还是群众，都必须有一定抵押，没东西抵押，就不能得到贷款，这叫做抵押贷款。边区本来就穷，哪来东西抵押？别说一般农户，就连开展生产运动较早的军队和政府机关，也是一无金银财宝，二无房屋田产，用什么来抵押？因此，银行的大部分资金到不了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上。贺龙认为，银行有银行的道理，不能算错，但是，银行大部分资金应当用于发展生产，这是最根本的。你把钱锁在钱柜里，你银行还有什么作用？生产发展不起来，贸易就无法进行，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这怎么行呢？他去找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同他作彻夜长谈。

    贺龙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朱理治说：“老总，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品，放出去的资金就收不回来，这可麻烦了。”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两手空空，拿什么给你做抵押？他用人做抵押，你要吗？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能有钱，有了钱就可以还你，你也有利可收，政府收入也有保证。你把钱放在那里，是死钱，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你说对不对？我看，我们改一改，搞信用贷款怎么样？你怕发放了贷款，银行没资金？那好办，我给你从晋西北调。”

    朱理治终于同意了贺龙的意见。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市。1943年，边区银行向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三十八倍；向农民发放的农贷，增长了十多倍，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