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政治环境在1942年以前是很不好的。阎锡山这个山西的土皇帝，并不愿意将晋西北这块贫穷的土地拱手让给共产党。在这个区域里，他放了三个军一个师；县以上政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只有两个行政专员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可以通过他们撤换某些县长，改造某些政权。只有抗日的群众团体站在共产党一边，总的来说，晋西北的政权在阎锡山操纵之中。1939年初，阎锡山撤掉了这两个专员，情况就更复杂了。

    毛泽东划给贺龙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给贺龙带来了成功的喜悦，也带来了不少烦恼。

    进入晋西北的最初岁月里，贺龙着力进行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打击日寇，大闹“天宫”，配合正面战场。他指挥了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有声有色，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

    第二件是“招兵买马”，扩大八路军。他认为，抗日没有兵怎么行？蒋介石只允许八路军三个师编成“二二制”，是其限制八路军发展的一种手段。我决不能听他随便摆布。毛泽东不是说过要“独立自主”吗？当然也应当包括这一方面。因此，一过黄河，他就指派一些得力的干部远出“招兵买马”。领星银、彭德大到了序县，刘导生、陈宗尧到了河北平山县。到了1939年初，他们就各自组织了一个团。一二０师军政委员会讨论怎样才能在晋西北站稳脚跟时，贺龙又建议，派出工作组到管涔山区各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武装，为八路军“招兵买马”。关向应、甘测淇率领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群众工作，贺龙、关向应为他们规定的三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这些工作组，在短短二十天里，就组织起了五千六百余人的抗日队伍。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指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贺龙抓住时机，把在各地建立的抗日武装编入了一二０师序列，使一二０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队，二个直属营。全师从渡黄河入晋时的八千二百二十七人，发展到了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二人，扩大了三倍多。

    然而，贺龙没有料到，他为抗日“招兵买马”竟然会给他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烦恼。

    第三件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晋西北有着特殊的意义。晋西北国共两党的军队同处一地，彼此都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摩擦时有发生。贺龙来到晋西北以后，一直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原则积极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国民党军共同抗日。在日军进攻太原时，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损失很大，一个军仅剩几千人。为了团结友军，贺龙批准将八路军工作队收容的散兵和部分参军青年约三千人输送给了他。在对日作战中，贺龙总是主动拜会国民党军将领，力争与他们共同抗日，协同作战。

    1938年3月，日军向晋西北大举进攻，连夺七城。贺龙率一二０师主力从同蒲铁路匆匆赶到晋西北腹地岚县。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方设法集中国共两党军队，共同作战。有人认为，日本人进攻时，除了傅作义将军在方山、娄烦一带稍作抵抗外，其他国民党军都避而不战；国民党政权的县长、乡长、区长，不顾百姓的死活，纷纷脚底擦油，格之大吉。对于这样的军队，我们”还跟他们协同什么？贺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友军应当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拖上战场。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这也是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主张联合旧军（指阎锡山的部队）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们来打。我们要把赵承绶、郭载阳统一过来。”赵承缤是国民党军骑一军军长，郭载阳，又叫郭宗汾，是步兵七十一师师长。他们都驻在晋西北腹地。贺龙亲自登门拜访，先我郭载阳。

    贺龙对他说：“这次我们一起来打，我推赵军长当总指挥，你看如何？”

    郭载阳却诉苦说：“贺师长，你看，我的一个师连自己的一个炮兵营都不能掩护，我怎么打？”

    贺龙又跑到静乐拜会赵承缓。他是阎锡山的一员大将。一见面，赵承绶便向贺龙作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回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

    贺龙笑着说：“军座，你不要走。你当总指挥，我们一起来打。我看，有一个月的功夫，我们就可以收复失地了。”

    赵承绶却推却说：“贺师长，我一百个骑兵，只能抽出三十个人去打仗，要七十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

    贺龙说：“军座，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可要同舟共济啊！不能一走了之。”

    最后，赵承绶算是被说服了。他再去说服郭载阳，大家商量了一个互相协同作战的计划。那知，他们根本无心抗日。战端一开，郭载阳一兵未发，赵承绶只派了两个山炮连，带了两门山炮来配合一二０师。这使贺龙非常窝火。八路军只好自己独立担负起这一战役的作战任务了。

    更使贺龙恼怒的是，战役胜利以后发生的事。

    1937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归国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