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在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选择了共产党，贺龙终生无悔，但是，参加共产党以后，其命运之坎坷，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踏进共产党的门槛刚刚二、三年，就被党内的“左”倾路线搞得无所适从，疲于应付。

    193o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在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个时候，贺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指挥，但是，在党内，却是一个仅有三年党龄的新党员。

    红二军团是这年7月，贺龙率领红四军东下洪湖，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的。下辖红二军（由红四军改和、红六军共十个团。贺龙的老战友周逸群担任前委书记和军团政治委员。

    红二军团一成立，贺龙、周逸样制定了一个以六个月为期，拔除洪湖根据地内的白军据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坚实基础，尔后向敌人薄弱地区发展，迅速使湘鄂西各小块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计划。

    但是，时运不济。这一计划刚开始执行，便遇到了从中共中央贯彻下来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阻碍。1930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强令红二军团抛开建设根据地的计划，去攻打鄂北敌人的统治中心——沙市。刚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军团怎能去强攻大于自己数倍的正规军把守的城市呢？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用鸡蛋去碰石头。结果，不仅无功而返，而且伤亡了三千余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损失，贺龙、周逸群无言以对，感伤万分。可是，没过几天，中共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又来了指示，命令红二军团执行中共中央指示，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夺取全省政权。贺龙、周逸群接到指示，啼笑皆非，但是，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洪湖根据地的巩固也不能丢掉不管。他们决定，一面巩固苏区，一面逐步向武汉发展。这当然为执行“左”倾路线的上级所不满。9月12日，中共中央派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到达湘鄂西，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央行动委员会，是李立三在整个党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的，负责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构。派邓中夏来洪湖，就是要全力贯彻“左”倾冒险路线的。从此，贺龙这个总指挥便十分难当了，因为，按中共中央规定，在军队，作为党代表的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凡事一经政委决定，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就是违反党的纪律。何况，邓中夏还是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湘鄂西特委书记，是贺龙的上级。不过，邓中夏为人正直，对贺龙也颇尊重，在作战指挥上，有些具体意见，尚能采纳贺龙的主张。贺龙只好利用这一点，尽量提出自己的看法，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命令，为了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贺龙指挥红二军团出现在长江以南，夺南县、占华容、下津市，最后在澧州碰上了钉子，旷日持久，攻而不下。

    湖南省主席何键急令其新十一师，独立一旅和湖南警备第一军前往津、法解围。强敌来援，怎么办？贺龙硬着头皮向邓中夏建议说：

    “何键调兵来了。我们攻不下澧州，撤了算了。干脆连津市也丢下，集中力量攻下石门，去搞一个临时的后方。这样，我们才有吃有喝，可以继续进攻。”

    邓中夏也感到了目前形势的严峻，只好同意贺龙建议，撤离津、澧，转而攻占石门县，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

    但是，何键并不罢休，命令新十一师各部进攻石门，不给红军喘息之机。贺龙同邓中夏商量说，这次不打是不行了。我们分个工：你带一个师守石门，我领主力前去迎敌，把他们赶走。邓中夏表示同意。贺龙指挥红二军团主力击溃了新十一师，歼灭独一旅一部，乘势攻占了临浪县城。

    在临澧，贺龙叫卢冬生去收集国民党的报纸。

    卢冬生不解，问道：“胡子，你要报纸做什么？”

    贺龙说：“我们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全国政局怎样？湖南的敌人有什么动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报纸也许能捉摸出点什么来。”

    卢冬生从临道邮局给贺龙弄来了一大难报纸，大都是汉口出版的。贺龙仔细地阅读起来。说也凑巧，他真的从报纸上获得了重要的信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告结束，蒋军大批军队正在南调；还得知，红一、三军团根本没有再攻长沙。他想，那么，要我们配合红一、三军团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要红二军团渡江南征，也失去了依据，再说，蒋、冯、阎大战结束，蒋军南调，必然会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严重困难。我们这里，虽然灯链暂时停止了进攻，但并不会放弃消灭红军的企图，可能正在调兵遣将。我们必须马上改变行动方针，不然将会陷入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