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贺龙不愿去苏联留洋,要到农村去建立武装。他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1927年11月,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向。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元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从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王琳回忆在上海霞飞路这段生活时说:
“1927年冬、他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一栋四层楼上。那时,上海反动派到处贴有贺龙的照片,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但是,贺龙沉着镇定,若无其事,说:‘他(指反动派)来我走,他走我来’。他还告诉我,嘴巴要紧点,眼睛放尖点,胆子要大点。他叫我不要怕。说上海拉黄包车的、当条房的都有我们的人。他比划着说,好比一个碗,一只手端过来,几双手都过来了。在上海,他叫我去看电影,进馆子吃饭,照相馆照相,装得阔一点,我都不敢去。他笑我象三请樊梨花,都不肯出寨。”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了桑植,后在家乡病故。王琳、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弄得几乎没有饭吃。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夭折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王琳被释放出狱,隐名埋姓,流落上海,后来,她也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十年动乱中,有人企图利用这位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到上海不久,贺龙便见到了周恩来。
劫后余生,老友重逢,彼此都无限感慨,贺龙拉着周恩来的手说:
“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说:“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贺龙是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的。
前委决定起义军退出南昌之后,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19日,到达广昌。22日,贺龙率二十军为右纵队由广昌出发南进。国民党军第11路军总指挥钱大钩指挥两个师各一部到达壬田,阻止起义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站率领两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到,企图围歼起义军。26日,贺龙乘钱大钩立足未稳,集中二十军全部人马,猛攻其新编二十师,迫敌退向会昌。朱德率二十军教导团追至瑞金以南五十公里处,重创敌人。起义军占领瑞金。
从广昌到瑞金途中,党的前敌委员会慎重地讨论了高级将领的入党问题,他们是贺龙、郭沫若及革命委员会成员彭泽湘。这些人早已多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历过长时间的考验,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参加的有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廖乾吾、恽代英。周恩来讲话说:
“组织上对贺龙同志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信得过的。”
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都讲了话,表示祝贺。
关于这次入党仪式,张国焘说,是由他主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龙